这是1952年朱总司令、聂帅、李富春、杨尚昆四人去北京十三陵游玩时的留影。多接地气的照片，就跟普通人一样的姿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朴素的风采跃然纸上！” 一九五二年的老照片里，朱总司令、聂帅、李富春、杨尚昆四个人站在十三陵一带，神情轻松，衣服朴素，姿势普通，背后是一排灰蓝的山影。 只不过，他们脚下这片地，在明代是实打实的“禁脉”。 当地人口头常说“陵圈儿里头十三个爷”。 把周围山脊连成一圈，大约八十平方公里，像个巨大的四合院，天寿山主峰在北边当正房。 明朝十六位皇帝，有十三位就葬在这圈山里，“明十三陵”的叫法由此而来。院子里拉出一条主线，从南往北约七点三公里，南端是石牌坊和大红门，中段有碑亭、石像生，北头连着长陵的陵宫，这条线管着帝王死后的尊严。 这局面得从永乐算起。 永乐皇帝朱棣在位二十二年，皇后徐氏在永乐五年，也就是一四零七年七月去世，修陵成了当务之急。永乐七年，一四零九年，长陵开始营建。按当时规矩，京师在南京，城外钟山脚下有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儿子在父亲旁边修墓，既合礼也合人情。 朱棣转了个弯，他把北京视作“龙兴之地”，迁都的心思早有，只等找机会落地。 修陵这档子事，他干脆放弃南京，在北京周边另寻“万年吉壤”。礼部尚书赵羾领着钦天监官员北上勘察，前后拖了一年多，几乎把北京附近的山沟水湾都走了个遍，才在天寿山南麓定下长陵陵址。 按古人那一套，这是“藏风聚气”的地脉。 长陵安在这里，其后十三座皇陵陆续排进“陵圈儿”，这片山谷就成了明朝皇家的终极落点。 整个陵区要有“总门”。 南端龙山、卧虎山之间，山口如门洞，两山一夹，被当成天然门框。高岗上那座黄瓦红墙的大门，就是大红门。屋顶用单檐庑殿顶，四面屋坡往下压，在皇家建筑里是高规格。 屋面黄色琉璃瓦，墙体、柱子大红一片，这种搭配背后拴着一整套五行观念。 传说伏羲时黄河出过“龙马负图”，背上的图有五十五个星点，一六在北、二七在南、三八在东、四九在西、五十在中。后人从这里抽出“五行五方五色”：北方水为黑，东方木为青，西方金为白，南方火为朱，中央土为黄。 皇帝自居中央，对应“土”，颜色取黄，于是宫殿、陵寝屋顶用黄瓦，龙袍也主黄。 君主“南面而坐”，南方属火为赤，被看作光明，宫墙、殿柱多刷红。大红门这一身黄瓦红墙，其实就是把“居中治四方、南面听天下”的意思穿在身上。 门下的洞，分得更细。 大红门下砌出三个红券门，中间一座称中门，两边为东券门、西券门。红墙顺着地势铺过去，在两侧墙根各开一座掖门。算起来，一共五道门。 中门只给皇帝皇后的棺椁走，用来送入送出，体现“死者为大”。 面朝南站在门外，左边的东券门，是在位皇帝谒陵时走的门，“尚左”的习惯就落在这一步上；右边西券门，专留给奉命祭陵的大臣；两座掖门，则是谒陵官员回程和一般人员进出的通道。 脚步也有规矩。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下令写进《大明会典》：车马过陵，守陵官民入陵，必须在百步之外下马步行，违者按“ 大不敬”论。“ 大不敬”列在十恶之中，本意是盗取祭天地、祭太庙用的供器、乘舆、服御器物，要处斩。 永乐七年正月，山东道监察御史何晟路过凤阳，给朱元璋父亲的皇陵陪祭，竟然踩着御道进殿，在寝殿里说笑，被刑部弹劾，结果以“ 大不敬”罪处死。 大红门前左右不远各立一块下马碑，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八个字，算是把这条禁例刻在石头上。 明代中后期，天寿山行大礼时，陵前更添一层军威。 昌平镇守总兵官披戎装，在大红门前率一万二千兵士跪迎神帛、祭物以及谒陵官员。大红门东侧竖着两面大锣，直径约五尺，一锤子下去，声震山谷。 《大明律》还补上一道紧箍：擅自闯入大红门者，杖一百；连门槛都没跨，只要脚伸进范围，也得杖九十；守门官故意放人，与犯人同罪，只是失察也要挨七十杖。礼、兵、刑拧在一起，这地方何止是个“风水宝地”。 规矩多，误会也多。弘治八年，一四九五年，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陈祖生上奏，说魏国公徐俌奉命去孝陵祭祀，总从大金门、陵门、殿门的西门一路进殿，是抢了皇帝的门。 徐俌上章辩解，说自己从大金门西侧红券门和殿门西门进，是对祖宗和皇命的尊重，出来时走旁边小门，是守臣子本分，这套做法已行几百年。 孝宗朱祐樘把这看似小事丢给礼部，礼部翻天寿山长陵、太庙遣官祭祀的旧例，说皇帝走东门，大臣走西门，本来就是成规。 皇帝点头，这场争执也就散了。 从大红门往南退一段，大约一公里二百五十米，是那座石牌坊。 今天多被当作打卡点，在嘉靖十九年，一五四零年，却是一块写给永乐和嘉靖自己的“石头文章”。 站到牌坊中门抬头往北看，天寿山主峰正好被门框扣在中间，远山像一幅挂在门里的画。造园书里把这种做法叫“借景”，本是园林里的讲究，这回搬进了帝陵。 大红门也做了同样的视线安排，让人一抬头，就顺着门洞想到前面那座山下的长陵和永乐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