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春的北京，迟群站在清华大学档案馆门口，手里攥着磨得起毛的释放证明。 这个曾经在文革中呼风唤雨的名字，此刻连门卫都懒得登记。 五十七岁的他像片被风吹落的枯叶，刑满释放后才发现，监狱外的世界早把他忘了。 没工作没住处，街道办临时安排的郊区平房，墙皮酥得一抠就掉渣。 冬天北风灌进屋里，他得裹着捡来的军大衣坐在床沿，整夜盯着结霜的窗户发呆。 那间四十平米的小屋，雨天漏得能养金鱼。 迟群踩着砖头在屋里挪步，搪瓷缸子接雨的声音吵得他睡不着。 有回半夜房顶塌了块泥，正砸在枕头边，他盯着那团混着霉味的土块，突然笑出声来，当年在批斗会上挥斥方遒，如今连片瓦都留不住。 想找份糊口的活计比登天还难。 去街道工厂应聘，厂长看他档案时手抖得像筛糠。 "您老还是回家歇着吧"，递回的茶杯底都没沾着茶渍。 以前的老同事见了他就绕道走，有次在菜市场撞见当年的下属，对方提着菜篮子转身就钻进人群，留给他个后脑勺和一路芹菜叶。 1994年房改政策下来时，迟群眼睛亮了。 按规定，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能申请房改房，但得有档案证明工龄。 他揣着释放证明跑遍北京，档案馆说材料转到单位，单位说早就移交街道，皮球踢到最后，谁也说不清那袋牛皮纸档案去了哪。 我见过那个年代的档案柜，铁皮生锈的抽屉里塞满卷边的纸，标签大多模糊不清。 管理员翻找时扬起的灰尘能呛得人咳嗽，迟群每次去都自带抹布，蹲在地上一页页擦档案盒上的灰，像在给失散多年的孩子擦脸。 1995年冬天他咳得越来越厉害，去医院查出肺气肿。 躺在病床上还惦记档案的事，让护工帮忙给街道打电话。 护士后来跟我说，老头临终前攥着张泛黄的工资条，那是1965年他在清华当教师时的，边角都被摸出毛边了。 1月13日清晨，迟群咽了气。 第二天下午，街道办事处突然打来电话，说在库房角落找到了他的档案。 档案袋上还留着1981年查封时的火漆印，只是边缘已经发霉，像给这段荒诞的结局盖了个潮湿的戳。 那张迟群攥了半辈子的工资条，最后被夹在档案袋里一起送去了殡仪馆。 九十年代的风卷着纸钱掠过平房的破窗户，没人记得那个总蹲在档案馆擦灰的老头，只留下档案袋上"清华大学"四个字，在初春的阳光下泛着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