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第五次怀孕时，丈夫夏之时半夜掀开她的被子，盯着滚圆的肚子看了半晌，忽然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又是个赔钱货！” 这是1925年的上海夏公馆。董竹君躺在床上，一手护着肚子，一手捂着发紧的胸口，她心脏不好，咳嗽整夜睡不着。四个女儿围在床边，大女儿端水，二女儿捶背，最小的那个才三岁，吓得不敢出声。 夏之时摔门走了。脚步声远去后，大女儿才敢凑到耳边小声说：“娘，弟弟会来的。” 董竹君闭上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流进鬓发里。她知道，这个家已经容不下她了。 时间倒回十年前。那时的董竹君还是上海长三堂子的清倌人，弹一手好琵琶。夏之时是四川督军，三十出头，来上海办事，在堂子里一眼相中了这个眉眼清秀的姑娘。 他要赎她，对方开价三千大洋。董竹君却对夏之时说：“我不让你赎，我自己赎自己。”于是她自己签了借款契约，约定三年内还清三千大洋，利息照付。 夏之时惊了。他没见过这样的女子。 1914年，董竹君跟着夏之时走了，此后她拼命学习，白天上学，晚上回家还要照顾丈夫，那是她一生中最自由的时光。可惜太短了。 后来夏之时被召回四川。董竹君跟着回国，住进了成都那座深宅大院。第一胎生下来，是个女儿。婆婆脸一沉：“头胎开花，二胎结果，不急。” 第二胎又是女儿。夏之时开始皱眉。第三胎第四胎接连落地，全是女孩。夏之时彻底变了脸。他把书房里的字画撕得满地都是，蹲在地上哭喊：“夏家要断后了！” 那时他整天躺在榻上，张口反反复复就一句：“你再给我生个儿子。” 董竹君的心一点点冷下去。她记得在日本时，夏之时还教她读书写字，说新时代的女性要有文化。可现在，大女儿想去上学，他当众把书包扔到院子里。 最寒心的是那次。董竹君的母亲来成都看她，不小心弄丢了夏家一支金簪。老太太急得直哭，夏之时嫌吵，竟让人把岳母绑了起来。董竹君去理论，他掏出枪对着娘俩：“再闹，毙了你们。” 枪口冷冰冰的。董竹君终于明白，在这个男人心里，她和娘家人的命，都不如一支金簪。 怀上第五胎时，董竹君已经二十八岁。夏之时不知从哪儿开了副转胎药，说是能把女胎转成男胎。 药汤黑乎乎的，喝下去胃里像着火。连喝七天，董竹君瘦得脱了形，肚子却越来越大。婆婆盯着她的肚形说：“这么圆，准又是个丫头。” 临产那夜，羊水破了。胎位不正，董竹君在产房里疼得死去活来。丫鬟一趟趟跑到牌桌边报信，夏之时正赌在兴头上，头都不抬：“生个孩子，嚷嚷什么。” 直到天快亮，接生婆喊出一嗓子：“带把的！”夏之时扔下牌就冲进产房，抱着儿子逢人就夸：“夏家有后了！”他光着脚在院子里转圈，完全忘了床上那个脸色惨白的女人。 儿子出生后，夏之时对董竹君的态度好了些，但也就那么一点儿。他依然家里的事全不管。董竹君要管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还要应付一大家子的开销。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儿子两岁那年。夏之时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居然想把大女儿许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商人做妾，换笔钱周转。 董竹君彻底死了心。1929年春天，她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走的那天，夏之时在书房抽烟，连面都没露。 回到上海，母女五人挤在租界的亭子间里。最困难的时候，董竹君把女儿的大提琴送进了当铺——那是孩子最心爱的乐器。 她摆过小摊，办过织袜厂，还和人合伙开过黄包车公司，但几次创业都失败了，不过董竹君没垮。 转机出现在1935年。有个朋友看她实在艰难，借给她两千大洋。董竹君在上海法租界开了家小饭馆，取名“锦江川菜馆”。 奇迹发生了。锦江的生意越来越好，从六张桌子扩展到二十张，又从一家店开到两家。来吃饭的有文人墨客，有政商名流，连外国人都慕名而来。 最让董竹君欣慰的是，她把四个女儿都送进了学校。大女儿后来去了美国留学，二女儿学了音乐，三女儿当了医生，小女儿成了教师。那个差点被卖掉的大女儿，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工程师之一。 晚年有人问她，恨不恨夏之时。董竹君摇摇头：“不恨了。没有那段日子，我也成不了后来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