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终年73岁。按清制，一品大员去世后须由朝廷议定谥号，这本是例行公事，却在左宗棠身上卡住了。问题出在他这一生太难归类。 1885年的秋天，福州城里的悲伤还没散开，北京朝堂上就因为左宗棠的谥号吵成了一锅粥。按清朝的规矩，一品大员去世给谥号本是走流程的事，可这位73岁病逝的老臣，却让满朝文武犯了难，这争议一闹就是半个月。 反观几年前曾国藩去世，“文正”的谥号三天就定了下来，两相对比，不是左宗棠的功劳不够大，而是他的一生太特殊，根本没法用朝廷现成的规矩框死。 要搞懂这争议的根源，得先明白清朝的谥号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清朝，谥号就是给大臣盖棺定论的评价，尤其是以“文”字开头的谥号，那是文官里的最高荣誉，等级森严得很。 最顶级的就是曾国藩拿到的“文正”，司马光早就说过，“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整个清朝几百年，能得这个谥号的也就三十来个人。想拿“文正”，不光要官大，还得是翰林或进士出身，德行要够好，还得让皇帝绝对信任。 曾国藩正好全占了，他是进士出身，又以理学大师自居，修身齐家都是榜样，平定太平天国挽救了清朝，事后还主动裁撤湘军，不贪权不恋位，这样的人给“文正”，朝野上下没人有意见，自然定得快。 可左宗棠不一样，他从根上就跳出了传统官员的框架。别人都是靠科举一步步往上走，左宗棠三次考会试都落了榜，连个进士身份都没有，按常理说，想拿“文”字头的谥号都难。 可就是这个科举失意的人，却成了清朝的“救火队长”，功劳大到让朝廷没法忽视。咸丰年间，湖南战乱，正是左宗棠出山稳住局面，当时大臣潘祖荫就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话可不是夸张，是他实打实拼出来的。 真正让左宗棠没法被归类的，是他收复新疆的旷世奇功。晚清的时候，新疆被阿古柏侵占，沙俄还趁机占了伊犁，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眼看就要丢了，这可是中国六分之一的土地啊。 当时朝堂上不少人都主张放弃新疆，说太远太难管，可63岁的左宗棠站了出来，力排众议要去收复。他亲自制定“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筹粮筹饷，整顿军队，带着六七万大军出征，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把沦陷13年的新疆大部分地区收了回来。 后来为了要回伊犁，快七十岁的他还抬着棺材出征，告诉将士们“不成功便成仁”，靠着这股劲，硬是逼着沙俄把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英国外交官都感慨，这是俄国从未做过的事。 你说他是文官吧，他一辈子大半时间都在打仗，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军功比很多武将都辉煌；可你说他是武官吧，他又有文人的底色，办洋务、兴水利、建行省，把新疆治理得井井有条。 1884年他推动朝廷在新疆设行省，这一步直接巩固了西北边防，让新疆彻底留在了中国版图里，这样的文治功绩，又不是普通武将能比的。 所以朝堂争论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有人说该给“文忠”，像林则徐那样，可慈禧直接驳回了，说“忠”字配不上他的功劳。“忠”字更多是说对朝廷忠心，可左宗棠的功劳是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格局比这大多了。也有人私下嘀咕能不能给“文正”，可这想法刚冒出来就被否决了。 不是左宗棠功劳不如曾国藩，而是“文正”更看重德行和传统文人的身份，左宗棠性格刚直，在朝堂上得罪了不少人，又没进士身份，按规矩确实不够格。 内阁拟了四个方案，全被慈禧打了回来，军机处的老臣们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军机大臣许庚身想到了“文襄”二字，他说乾隆朝的福康安战功赫赫，得的就是“文襄”，左宗棠的军功和他不相上下。 可还有人反对，说咸丰朝有规矩，不在军营积劳病故、武功没圆满的不能用“文襄”。许庚身又搬出康熙朝的靳辅，说靳辅治理黄河有功，也得了“文襄”，说明这谥号不光能给军功，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文治功绩也能用。 慈禧这才松了口，觉得“襄”字既突出了左宗棠的军功，又涵盖了他的文治，才算定了下来。 其实这半个月的争议，根本不是左宗棠不够格，而是清朝的谥法规矩太死板，跟不上左宗棠这样的英雄人物。 曾国藩的人生是按传统名臣的剧本走的，所以谥号定得顺；可左宗棠的一生，是打破常规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能力，在晚清列强环伺的困境里，为国家保住了大片国土，这样的功绩，本就不该被一个简单的谥号框住。 最后定的“文襄”，虽然不是最顶级的，但也算是给了这位英雄一个中肯的评价。直到今天，我们记住左宗棠，不是因为“文襄”这个谥号，而是记住他抬棺出征的决绝，记住他收复新疆的功绩，记住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情怀，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盖棺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