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听说妻子彭德华要来北京，连夜把家里的大床换成了单人床，当着邻居的面撂下狠话“我就是死也不和她睡！”这件事在燕南园传开时，不少人觉得难以置信，毕竟在学生们的印象里，季羡林是出了名的温和长者，连跟传达室大爷打招呼都带着笑意。 彭德华这次进京，是儿子季承跑了三趟校领导办公室才争取来的机会。 1929年两人成婚时，季羡林还是清华园里的穷学生，对这桩由叔父定下的婚事从一开始就带着抵触。 三年后他远赴德国留学，一去就是十三年，期间只通过瑞士中转寄过一张明信片，家里两个孩子全靠彭德华种地、给人缝补衣裳拉扯大。 换作别人恐怕早就心灰意冷，但彭德华把所有委屈都咽进了肚子里。 1946年季羡林回国时，女儿季婉如已经认不出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儿子季承怯生生递过来的是钢笔而非拥抱。 他搬进北大分配的宿舍后，依旧整日埋首书斋，彭德华送来的热饭常常放凉了也不见动筷子。 子女本来以为接母亲来北京能让关系缓和些，没想到父亲直接让人扛来两张单人床，客厅靠窗那张从此成了母亲的“专属床位”。 这种疏离感不止体现在夫妻之间，对孩子也是一样。 季承记得，父亲书房里的进口饼干能放得发霉，却从不分给家人，招待客人时却能端出珍藏的火腿和龙井。 1991年姐姐季婉如患癌住院，父亲只去探望过两次，连临终都没到场，后来发表了篇《我的女儿》算是弥补。 如此看来，这种冷漠比争吵更让人难受。 有人说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如此，胡适不也娶了包办的江冬秀？但胡适每周都会给妻子写信，季羡林却连家书都懒得动笔。 鲁迅对朱安虽无爱情，至少保证她衣食无忧，彭德华却要靠变卖嫁妆度日，直到1949年后才定期收到丈夫寄来的生活费。 北大心理系教授后来分析，季羡林可能通过过度投入学术来逃避家庭责任，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强迫性工作症候群。 那张单人床在客厅里摆了整整三十年，直到1994年彭德华被查出肺癌晚期。 季羡林那时正忙着完成《罗摩衍那》的翻译，去医院的次数屈指可数。 就连丧葬费，他都要求子女承担一半，季承当场气得摔了茶杯。 父子俩因此决裂十三年，后来在病房和解时，季羡林摸着那张已经褪色的床板，低声说了句“这辈子，我对不起你妈”。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足以让后世敬仰，但那张单人床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暴露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伦理与个人情感间的撕裂。 他们忙着追逐星辰大海，却忘了回头看看身后那个默默等待的人。 如今燕南园的老房子还在，只是再也不会有两张单人床隔着客厅相望的景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