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0岁的许世友上将来到济南，他想去祭奠济南战役中牺牲的华野九纵烈士，结果在革命烈士公园走了一圈后，他怒了。 这支他亲手带出来的部队，在1948年济南战役里伤亡最重，上千名战士倒在攻城路上，如今却连块刻着名字的石碑都找不到——他攥着拐杖的手青筋暴起，花圈被递下车时，缎带在风中抖得厉害。 电话打到济南军区，迟浩田听完汇报，只听见许世友带着浓重胶东口音的两个字：“查！”这声音像块石头砸在桌上，震得文件纸角都翘了起来。 没人敢怠慢。一周后，石家庄二十七军军史处长张克勤揣着三卷档案南下，火车哐当哐当晃了十几个小时，档案袋里的旧地图边缘都磨白了。 档案记载，九纵战时后方在历城区孙村镇，牺牲战士大多运到那儿安葬，可具体位置只有一张画着“东郊坡地”的模糊草图。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年轻士兵，他们的名字该被遗忘吗？ 张克勤带着两个干事扎进荒野。从大王山的碎石堆到西徐马村的玉米地，两个月踩了1700多个土丘，鞋底子磨穿了三双，终于在一处杂草丛里，发现半块露出地面的青石板。 石板下是孙景隆的棺木。1947年从莱阳参军的爆破手，1948年攻济南气象台时，红旗刚举到半空就被流弹击中。指导员彭超记得，他最后从怀里掏出十八张北海币，几张沾着血，说是全部津贴，“替我把党费交了”——这话彭超藏了四十年，连子女都不知道。 有人说那会儿仗刚打完，百废待兴，记录不全难免；可战士们用命换来的胜利，难道不该有个名字让后人记住？张克勤把孙景隆的名字抄在笔记本上时，突然觉得，他们找的不只是坟墓，更是一个民族对牺牲的敬畏。 1987年春天，济南市民政局的拨款到了。46具烈士遗骨被小心起出，迁往英雄山南坪二区——那里正好空着四十六个墓穴，像是三十九年的时光，特意为他们留的位置。 迁墓那天没出太阳，工人戴白手套掘土，家属们站成一排，没人掉眼泪，只有纸钱烧出的灰被风吹着，落在新立的墓碑上。 许世友没能等到这天。1985年他发完火就回了南京，两年后去世，临终前还念叨着“九纵的娃们”。现在，孙景隆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阳光照上去，每个字都亮堂堂的——或许，这就是对那位老将军最好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