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25日凌晨，王稼祥在病榻上最后一次睁开眼睛，紧紧握住妻子朱仲丽的手，哽咽着说出一句话：“千万要记住啊！” 那时朱仲丽没有追问，她明白，这不是一句临终感慨，而是王稼祥心中沉淀了几十年的托付。这个托付，并不是关于他个人的命运，而是另一段被历史遮蔽的真相。 1935年1月的贵州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红军几经挫败，局势危急。会议中，王稼祥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成员，也是唯一一位受过苏联军事教育的代表。 就在李德与博古坚持其失败军事路线时，王稼祥第一个站起来提出不同意见，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作战思想。 王稼祥的发言不是轻易之举。当时党内斗争激烈，一句话说错，后果极重。正是这次表态，为毛泽东日后成为中共中央军事领导核心打开了局面。 遵义会议的转折，其实最初就始于这句关键性的支持。 到了1937年，在延安整风与抗战全面爆发的背景下，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他在内部讲话中指出：“我党不能永远照搬苏联经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形成体系，代表我们自己的理论基础。” 这句话，成为日后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起点。 但是命运并未给王稼祥持续发挥的空间。1963年，他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套新的外交思路。 这套被后来称作“三和一少”的主张，主张与美苏两个强国和平相处，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并减少对外经济援助，把资源留给国内建设。 这个观点立足于现实，却遭到了错误理解，被批为“投降主义”。 1966年后，王稼祥被下放至信阳干校。朱仲丽每隔一周从北京寄去药品和补品，哪怕邮路时断时通，也从未中断。 1970年，王稼祥病重获准返京。周恩来批准他恢复部分工作，王稼祥仍抱病为国家外交事务提出建议。但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1973年，他被选为中共十大中央委员，可是重病已无法让他再握笔。 那个冬夜，王稼祥最后望向朱仲丽，说出那句“千万要记住啊”。没有对象，没有语境，但朱仲丽明白，这是他嘱托她要讲出那段未能写下的真话。 到了1990年代，王稼祥提出的“三和一少”被重新评价为具有远见的外交战略。他在遵义会议、在延安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被广泛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