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军舰开到家门口，炮口都快怼到脸上了，第一反应居然是：快，翻箱倒柜，看看还有多少钱能赔给人家！说白了，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就是把“窝囊”二字刻进了骨子里，所谓的和平根本不是谈来的，全是用白花花的银子堆出来的苟安。 1842年，南京长江江面上的“皋华丽号”军舰成了清廷的耻辱柱，耆英和伊里布这两位钦差大臣，在英军的炮口下签了《南京条约》，里面最扎眼的就是2100万银元的赔款，这笔钱要涵盖英军的军费、被销毁的鸦片钱，甚至还有他们所谓的“商欠”。 换算成当时的白银，这就是1470万两，相当于清廷半年的财政收入，够装备十支像样的水师部队。可清廷根本没想着怎么建军队防着下次挨打，反而把这笔账平摊到了老百姓头上，原本就重的地丁税又涨了三成，江浙一带的漕粮更是翻了倍，无数农民被逼得卖儿卖女，而北京城里的道光帝却因为“战事平息”，龙颜大悦地减免了官员的罚俸。 这笔赔款刚送出去，英国商人就带着更多的鸦片涌入中国，1843年一年的鸦片进口量就从战前的两万箱涨到了四万箱，白银外流的速度比战前还快，清廷刚用银子堵上一个窟窿，转眼又被洋人撕开了更大的口子，可他们依旧信奉“花钱买平安”的歪理。 这种窝囊劲儿到了甲午战争时，更是演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894年，日本舰队在黄海把北洋水师锤得稀烂，其实当时的北洋水师并非不堪一击，定远舰和镇远舰的装甲厚度，连日本的吉野号都打不穿。 可问题出在钱上，慈禧太后要办六十大寿，硬是从海军经费里挪走了三千万两白银修颐和园，导致北洋水师自1888年成军后，就没再添过一艘新舰、一门新炮，炮弹都凑不齐，而日本天皇却带头捐款给海军买船。 等到日军攻到辽东，清廷的第一反应不是调兵抵抗，而是赶紧派张荫桓去日本求和，可日本人觉得他级别不够，根本不待见。最后还是李鸿章亲自出马，在马关的春帆楼里，被日本浪人打了一枪，才换回来一点“同情分”，把赔款从三亿两降到了两亿两。 可这两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廷三年的财政总收入，日本拿这笔钱办了工厂、建了军校，还扩充了海军，而清廷只能接着向百姓伸手，山东的盐税被翻了两倍，四川的捐输让农户家家破产，太平天国刚被镇压下去的民间怒火，又因为这笔赔款重新烧了起来。 为了把辽东半岛赎回来，清廷又给了日本三千万两，这笔钱够买二十艘吉野级巡洋舰，要是早把这笔钱花在海军上，哪还有黄海海战的惨败。可晚清的统治者就像被打怕了的怂包，只要洋人停止开火，别说两亿三千万两，就算是掏光家底也愿意。 这种“苟安癖”最终在1900年迎来了总爆发，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一路逃到西安，临走前还下旨剿杀义和团，生怕得罪了洋人。等到李鸿章再次被推到谈判桌前，十一国列强开出的条件是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刚好是当时中国的人口数，意思就是每个中国人都得赔一两，羞辱意味拉满。 这笔赔款分三十九年还清，算上百分之四的年息，连本带利高达九亿八千两，相当于清廷十二年的财政收入。为了凑钱，清廷把海关税、盐税、常关税全押给了洋人，原本属于国家的经济命脉，彻底成了赔款的抵押品。 上海的海关被英国人接管，天津的盐场被列强控制，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赔款分摊任务，把苛捐杂税加得五花八门，农民种一亩地要交的税，比收成还多，手工业者被洋货挤垮，只能靠乞讨为生。 1901年的冬天，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卖儿卖女的百姓，而各国公使却在庆祝《辛丑条约》的签订，他们用清廷赔的银子在北京建洋房、修铁路，把屈辱刻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可就算赔了这么多钱，和平依旧是镜花水月，列强的军舰还是在长江里自由航行，租界里的洋人依旧享有特权，清廷用百姓的血汗钱换来了暂时的安宁，却换不来列强的收手，反而让他们觉得这个老大帝国好欺负，纷纷跑来瓜分势力范围。 从1842年到1911年，晚清签了三十多个不平等条约，赔款总数加起来超过十二亿两白银，而这些钱最终都变成了百姓的苦难，变成了列强的枪炮。晚清的窝囊从来不是没钱，而是把钱花错了地方，宁愿给洋人送银子，也不愿强军富民，宁愿割地赔款，也不愿改革图存。 这种用银子堆出来的苟安，就像给饿狼喂肉，喂得越多，被吃得越狠，直到把整个国家都喂得千疮百孔，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枪声里彻底崩塌。 那些白花花的银子没有换来和平，只换来了百年国耻，只证明了一个道理：靠赔款换不来尊严，靠苟安换不来长久，国家的平安从来不是钱能买的，而是靠硬骨头和真本事撑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