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国记者唐师曾与卡扎菲合影并请他签名，卡扎菲签完名递给唐，并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可以卖100万。”后来他将卡扎菲的一张传真照拍卖。 作为常任理事国派出的记者，他虽然是合法受邀入境，目的是报道制裁下的利比亚实况，但在街头实际上享受的是“防谍待遇”那时候，只要相机一举起来，不知从哪钻出来的警察就会要求没收胶卷。 同行的美国同行甚至不得不传授给他一种“鸡贼”的生存之道：把胶卷剪短，每次相机里只装一点点，这样被没收时就不至于心疼得大出血，更让他郁闷的是，利比亚方面虽然为了打破封锁开放了媒体采访，安排记者逛市场、吃美食，向世界展示这片土地的坚韧。 但真正的核心人物，卡扎菲，却始终像个幽灵，这位上校行踪诡秘，因为和美国人的梁子结得太深，早已不再居住在固定的官邸，而是开始了游击式的居住生活，他甚至拥有两个巨大的银色拖车，随时准备转移，要在这种高度戒备的状态下见到本人，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唐师曾有个独家的“突破口”因为“洛克比空难”事件，利比亚急需国际支持，而当时中国驻利比亚的大赛王厚立不仅代表常任理事国，还是一位法学家，在这段时间里，卡扎菲曾先后六次约见王厚立咨询法律问题，两人的私交成了唐师曾的机会。 在绝大多数外国使节都吃闭门羹的时候，这层关系网成了关键，就在唐师曾以为日子要像个打杂的一样过去，整天帮着使馆送文件、混迹于车队希望抓拍点什么的时候，转机以一种极其戏剧化的方式砸到了他头上。 那天下午，当他办完琐事回到使馆，会计突然冲着他大喊让他赶紧去机场，没有任何预案，也没有时间准备，他被塞进了一辆大奔驰，直接送上了卡扎菲的私人座机，目的地是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 那是一个叫做“十月农场”的地方，气氛魔幻而混搭，下了飞机后是一路狂奔的奔驰和面包车队，最终停下来的地方，周围是悠闲吃草的深棕色骆驼和成群的绵羊，透着一股原始的游牧气息，但在这一片荒野之中，却突兀地立着镶嵌铝合金门窗的小屋。 在这个充满金属冷光泽的休整点里，并没有想象中的严肃搜身，反而桌上摆着招待客人的百事可乐，这种西方消费主义符号出现在被西方制裁的国度，本身就充满了讽刺意味，穿越羊群，走进真正的大帐篷时，真正的“演出”开始了。 唐师曾见到的不是一个正在怒吼的狂人，而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罗登斯德老花镜、正在安静批阅文件的“学者”卡扎菲并没有穿那一身挂满勋章的军装，而是内衬一件大红色运动衣，外面罩着镶金边的阿拉伯长袍，正坐在漆成白色的大木桌后。 就在唐师曾本能地举起相机想要捕捉这一幕时，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死死按住了他的肩膀，那是随行的便衣守卫，他在记者耳边立下了极其严苛且具体的规矩：仅限五张照片，镜头只许对着上校，绝对不许把取景框移向帐篷的角落或者任何随从。 这几分钟的会面充满了为了上镜而精心设计的痕迹，卡扎菲似乎非常清楚镜头的力量，他在采访间隙展现出了惊人的情绪切换能力，前一秒还在仰天长啸痛斥美帝霸权，下一秒看到唐师曾在聚焦，立马就会坐直身体，下意识地整理那件华丽的长袍，甚至深吸一口气。 让胸膛鼓起，仿佛要把帐篷里稀薄的氧气都吸干，以维持一个昂扬的姿态，这种互动甚至到了有些滑稽的程度，当快门声停下，卡扎菲会再次整理衣服，摆好姿势等待下一次拍摄，如果记者没动静，他还会转过头，透过那副文绉绉的眼镜询问：“有麻烦吗”。 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显然不知道，他的手下给中国记者下了“只许拍五张”的死命令，也就是在这短短的接触尾声，唐师曾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采访结束时，他用英语直接向卡扎菲提出了合影和签名的请求。 这似乎触动了这位独裁者内心柔软的一角，或许是唐师曾那种近乎粉丝见偶像般的执着让他感到受用，卡扎菲不仅大笑着拉起他的手十指紧扣拍下了合照，还拿起笔，在记者的采访本上潇洒地写下了一行字：“谨表敬意，穆阿迈尔·卡扎菲”。 这几分钟的会面，给了唐师曾一份意外的“礼物”签完名后，卡扎菲曾拍着这个中国年轻人的肩膀开玩笑说：“这张照片你可以拿去卖一百万”上校或许不知道这一百万能不能兑现，但他绝对低估了这张照片在利比亚境内的现实威力。 回到市井街头，这张合影连同签名直接进化成了一块无往不利的“免死金牌”唐师曾把这张放大的合影极其高调地摆在了采访车的挡风玻璃前，效果立竿见影：原本那些喜欢找茬、动 不动就要没收胶卷的警察，一看到这张照片，态度瞬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当年那张被戏言价值百万的照片，并没有让他暴富，他后来把一张相关的传真照拿去拍卖，所得的三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中国政法大学，比起金钱，这段经历本身，以及那个在帐篷里努力扮演学者、实际上却掌控着一国生死的背影，才是那个疯狂年代最昂贵的注脚。 信息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02月25日15:35的报道（凤凰网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