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陶渊明晚年贫穷，为生存只能乞讨，5子无一成器，63岁活活饿死。 东晋末年，陶渊明在寻阳江畔的茅屋前晒着太阳。 六十三岁的他瘦得厉害，谁能想到如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还在世间传唱，可写下这般意境的人，此刻正数着米缸里仅剩的黍米。 那个年代的门阀士族垄断着田产与官途，寒门文人即便归隐，也难脱生存枷锁；陶渊明辞去彭泽令时，行囊里只有几件旧衣和半卷书简，身后是五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北风从茅屋裂缝钻进来，吹动案头半卷《山海经》，书页间还夹着去年秋收时的稻壳。 辞去官职前，他在《归去来兮辞》里写“稚子候门”，回到寻阳老宅才发现，所谓“候门”的，是四壁漏风的土屋和荒草丛生的后院；长子陶俨学着翻地，却连锄头都握不稳，小儿子趴在门槛上看蚂蚁搬家，竹简上的字认得还没田里的草多。 同期辞官的周续之转眼成了太子博士，刘遗民靠着祖传的百亩良田酿酒读书，唯有陶渊明蹲在田埂上数谷种——这把去年省下来的黍米，够不够撑到下一场雨？ 江州刺史檀道济带着米肉登门时，陶家灶台上的铁锅已经三天没冒热气了。 将军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卧病的陶渊明却撑起身子摆手：“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他宁愿喝着掺了野菜的稀粥写《桃花源记》，也不肯接那袋能让全家饱餐月余的米——这种执拗，真的是传说里跪地乞讨的形象吗？ 《乞食》诗里“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的句子，或许藏着另一种解释：乡邻知道他断粮，常托孩童送来些杂粮，所谓“乞食”，更像是穷人间的互助；就像王弘派人送酒时，他会在篱边放上一束新采的菊花，权当回礼。 东晋士族与寒门的鸿沟，远比诗里的菊花要深；周续之们能靠家族势力“隐而优则仕”，陶渊明却连买竹简的钱都要先匀给儿子们买草鞋；或许正因看透了这种差距，他才在《桃花源记》里写“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用乌托邦对抗现实的冰冷。 他最终是病故的，不是饿死——颜延之在《陶征士诔》里记“辍斤辍耒，十室九空”，说的是家境贫寒，却从未提过乞讨；五个儿子后来都成了本分的农夫，虽无文名，却能自食其力。 短视的传说总爱放大困顿，却忘了那个在东篱采菊的人，真正守护的从不是温饱，而是心里那片无人能夺的桃花源。 如今我们再读他的诗，读到的究竟是饥饿的肚子，还是不肯弯腰的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