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妇纵身跳入北京护城河中，当人们将她打捞后，才发现这个老妇，居然是国民党著名将领黄维的妻子。 那是个初春的上午，护城河边的柳枝刚抽新芽，冰水还带着残冬的刺骨。 她叫蔡若曙，杭州女中当年的校花，此刻却像片被揉皱的枯叶，飘落在浑浊的河水里。 没人知道，这个在战犯家属登记表上写了二十七年“等待”的女人，为何在丈夫出狱半年后，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告别。 故事的起点在1933年的西湖舞会。 29岁的黄埔一期生黄维，遇见了17岁的蔡若曙，水晶灯的光落在她杏核眼上，像盛着一湖春水。 那时他已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校，老家有妻有子的事，被藏在笔挺的军装后。 1948年淮海战役的炮声，震碎了西子湖畔的婚誓。 黄维带着第十二兵团突围时，坦克在双堆集熄火，成了俘虏；南京却在报纸上给他开了“追悼会”。 在台湾的蔡若曙捏着那张印着“忠烈”二字的报纸，指尖掐进掌心——她不信，那个说“打完仗就回家教你开汽车”的男人，会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 她偷偷潜回大陆，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灰墙外转了三天。 终于从看守的闲谈里听到“黄维”的名字，那一刻，她蹲在墙角笑出了泪，手里的油纸包还揣着给他带的桂花糕。 后来她带着四个孩子从香港辗转到上海，在图书馆当管理员，每月工资三十七块五，一半用来给孩子交学费，一半攒着等他出来。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念完，没有“黄维”。 蔡若曙把自己锁在房间，吞下整瓶安眠药，被邻居发现时，嘴角还沾着没咽下去的药粒。 抢救回来后，她开始整夜失眠，总听见有人喊“战犯家属”，医生在病历本上写“精神障碍”，她却把那本病历当宝贝——至少证明，她还能等。 1975年冬天，最后一批特赦令下来，黄维的名字在最后一个。 北京的出租屋里，两人拍了张合影，他穿着新做的中山装，她头发全白了，却坚持要别上当年的珍珠发卡。 只是黄维出狱后，桌子上堆满了永动机图纸，吃饭时都在画齿轮，蔡若曙递过去的降压药，他看都不看。 她开始害怕。 怕他又说错话，怕那扇灰墙再次关上，怕这二十七年的等待像个笑话。 1976年3月的那个中午，她给午睡的黄维掖好被角，走到护城河边，看着水里自己的影子——那影子忽然变成了17岁的模样，在西湖边对黄维笑。 黄维赶到时，河水已经漫过了她的发顶。 他扑进河里，却被水草缠住，呛水时看见她漂在水面，珍珠发卡从发间滑落，沉进泥里。 后来他总对着永动机模型发呆，有人说那机器永远转不起来，他喃喃道：“她等我的时候，不也像台停不下来的钟吗？” 并非所有等待都指向圆满——有些坚持在时代的齿轮下，碎成了护城河里的涟漪。 蔡若曙的一生，像枚被反复摩挲的旧铜钱，正面刻着“爱”，背面刻着“时代”，最终在历史的掌心磨得只剩薄脆的边缘。 护城河水依旧东流，只是再也映不出那个在西湖边踮脚等舞伴的少女，只剩下1976年春天，一声无人听见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