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冬，杨森宴请手下师长范绍增，准备趁机将他除掉。范绍增察觉不对，连夜乘坐汽艇逃回防区后，点齐人马进攻杨森。 大雪封江那晚，筵席刚开，刀光已藏在酒盏之间，范绍增一脚踏进军部，下一秒可能就是命丧黄泉。 杨森请客，不是为了联络感情，而是为了要命，范绍增是他麾下第七师师长，既是旧部，也是眼中钉。 表面上是共商军务，实则早布杀局，杨森那顿饭，菜还没上齐，杀心已翻滚锅中，但他低估了范绍增的江湖经验。 范出身袍哥，刀尖上混出来的，不是吃素的，杨森盘算得再周密，也没料到这位“老弟兄”察觉了不对劲，哨兵太多、眼神不善、主帅太热情，连酒都端得发抖。 范绍增装了几分醉意，在“去茅房”的借口下，一路狂奔、直奔江边，跳上事先安排好的汽艇，一溜烟逃出杀局。 他不是单纯逃命，而是直接杀了个回马枪。 要理解这顿饭背后的杀机，得从“防区制”说起。 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割据成风，每个军头都把自己的驻地当成私家领地，杨森控制川东，手下三万兵，按理说够风光，但他的权力，并不稳。 因为第七师师长范绍增，地盘在大竹县，说白了是杨森的“下属”，但早已独立王国化，范不仅手握重兵，还靠控制长江航道、盐烟土生意，每月收税十万大洋以上，这不是普通军官，这是个财阀+军阀。 杨森要集权，先动枪炮，把各师的重武器集中起来，成立“执法大队”，说是军纪，其实是私兵，这一招把范绍增逼到墙角。 再加上范暗中向蒋介石靠拢，而杨森还在跟吴佩孚打算盘，这立场一错位，刀子就架上来了。 杨森的杀局设计得极细，从酒菜到岗哨，从毒药到刀兵，步步紧逼，但范绍增不是不信任，而是早有提防。 他买通了勤务兵，熟记了逃路线，还备好了一艘德国汽艇，能准备这些，说明他早就知道这顿饭不只是吃饭。 逃出去后，他没躲，而是立刻集结部队，撕破脸皮开打，他当众喊话：“杨森这王八蛋，老子为他卖命，他却要害我！兄弟们，咱不干了！”这一声怒吼，不只是军令，也是江湖宣言。 川东的袍哥组织听到消息，群起响应，不是因为范绍增有多仁义，而是因为杨森“破了规矩”，江湖讲义气，讲规矩，讲你来我往，但你设鸿门宴杀兄弟？这就不是军阀，是“寡义”。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军阀内斗，它浓缩了民国时期的军政生态，杨森、范绍增表面是主从，实际是各自为政。 防区制下，谁有枪、谁有钱、谁就说了算，中央政府的命令，要么靠关系争取，要么干脆阳奉阴违。 范绍增能翻身，不只是靠兵力，更多是袍哥系统的支持，这帮人不是正规军，却能动员、能渗透、能撬后方，别小看这股民间力量，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它们才是军阀真正的命脉所在。 而且战场之外的政治站位决定胜负，杨森和吴佩孚站队已成过去，范绍增押注蒋介石，赢得的不只是一场局部胜利，更是一张“政治免死金牌”，蒋介石顺水推舟地“任命”，从根本上破了杨森的局。 杨森这顿饭，吃得太急了，他低估了老部下的警觉，错判了江湖的规矩，更看不清大势的走向，他还在用“旧军阀”的方式解决问题，杀、压、控，却没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 范绍增的反击不是靠权术，而是靠人心，他用“老子不怕死”的魄力，唤起了部下的忠诚，也赢得了民间的支持，这场饭局没把他吃掉，反而让他成了川东真正的主心骨。 多年后回看那场鸿门宴，不只是一次暗杀未遂，更像是军阀时代的一道分水岭，一边是旧式军阀的残酷内斗，一边是新兴政治力量的逐步整合。 范绍增活下来了，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他比杨森更懂这个江湖，吃饭归吃饭，杀人归杀人，可一旦混在一桌上，谁先动筷，谁就先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