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后是活活臭死的。大小便失禁，躺在自己的屎尿里，浑身烂疮，41岁的女人，瘦得像一具骷髅。1946年的延吉监狱，夏天来得早。 闷热的风裹着霉味、汗味，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腐臭，死死锁在低矮的牢房里，密不透风。土坯墙被太阳晒得发烫，墙角爬满黑绿色的霉斑，成群的苍蝇、蚊子在半空嗡嗡盘旋，一落下来就叮在墙上、地上，还有那个蜷缩在牢房最里面的女人身上——她叫崔英姬，曾经是延边地下党组织最靠谱的交通员，如今却是狱方眼里“拒不招供”的顽固分子，是被扔在角落、无人问津的“累赘”。 没人记得，一年前的崔英姬，还是个眼里有光、身姿挺拔的女人。40岁的年纪，梳着整齐的麻花辫，粗布衣裳洗得干干净净，脸上虽有风霜，却透着一股韧劲。她出生在延吉的朝鲜族村落，丈夫是抗日战士，早在几年前就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留下她和一个年幼的儿子。为了完成丈夫未竟的心愿，也为了让乡亲们能早日摆脱苦难，她主动加入地下党，顶着风险穿梭在延吉的街巷、山林间，把情报藏在发髻里、鞋底中，甚至塞进晒干的萝卜干里，一次次躲过敌人的盘查，把消息精准送到前线战士手中。 1945年冬天，叛徒出卖了党组织，崔英姬在一次传递情报时被国民党特务抓获，直接关进了延吉监狱。狱方一开始没把这个看似普通的农村妇女放在眼里，以为稍作威逼利诱，她就会交出地下党的名单。可他们没想到，崔英姬骨头硬得像长白山的石头，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酷刑，都只字不吐。 老虎凳压得她双腿骨折，烙铁烫得她后背血肉模糊，竹签扎得她十指连心，可每次审讯结束，她被拖回牢房时，嘴里都在低声念叨着“我什么都不知道”。狱警气急败坏，渐渐没了耐心，不再对她严刑拷打，却用更残忍的方式折磨她——不给她足够的食物和水，任由她的伤口腐烂发炎；不允许她起身活动，哪怕是上厕所，也只能任由身体失控；冬天不给棉衣，夏天任由蚊虫叮咬，把她当成一件没有生命的垃圾，扔在牢房里自生自灭。 开春后，崔英姬的身体就渐渐垮了。酷刑留下的伤口没能得到一丝医治，在潮湿闷热的牢房里慢慢化脓、溃烂，从后背蔓延到四肢，每一处烂疮都流着黄水，散发着刺鼻的恶臭。起初她还能勉强挪动身体，后来双腿彻底失去知觉，连抬手挠一下痒的力气都没有，大小便失禁成了常态。冰冷的泥地上，屎尿混着烂疮的脓液，黏在她单薄的衣料上，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硬邦邦地贴在皮肤上，疼得她日夜呻吟，却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 同牢房的女囚犯们，大多也是地下工作者或进步青年，她们自身也饱受折磨，却还是想帮崔英姬一把。有人趁着狱警不注意，偷偷递过去一块干硬的窝头；有人用破布蘸着自己省下来的水，想帮她擦一擦身上的污渍；有人在她疼得发抖时，轻轻按住她的手，在她耳边低声安慰。可她们能做的太少了，狱警发现后，不仅没收了她们的食物和水，还把她们狠狠打骂一顿，警告她们不准再靠近崔英姬。 从那以后，崔英姬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她一天比一天瘦，原本就不算健壮的身体，渐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颊凹陷，眼窝深陷，曾经明亮的眼睛浑浊不堪，只剩下一丝微弱的气息。41岁，本该是上有老下有小、撑起一个家的年纪，可她却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被病痛和屈辱折磨得不成人形，浑身的烂疮越来越严重，恶臭越来越浓烈，连狱警送饭时，都只敢远远地把饭扔在地上，捂着脸快步走开，嘴里还骂着“臭婆子”。 她偶尔还会清醒片刻，眼神茫然地望着牢房的小窗户，那里能看到一小片天空，能看到偶尔飞过的麻雀。她大概是在想儿子吧，想那个被乡亲们照顾着的孩子，想自己没能亲眼看着他长大；大概是在想党组织，想那些和她一起奋斗的战友，想胜利的那一天会不会到来。可这些念想，终究没能支撑她熬过那个炎热的夏天。 那天午后，牢房里的恶臭达到了顶峰，同牢房的女囚犯发现，崔英姬不再呻吟了，她蜷缩在屎尿堆里，身体僵硬，双眼圆睁，像是还在望着远方。那个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宁死不屈的女人，没有死在酷刑之下，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最终却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活活臭死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瘦得像一具骷髅，连一句遗言都没能留下。 狱警发现她的尸体后，没有丝毫怜悯，只是找了一块破旧的席子，把她的尸体裹起来，随便拖出监狱，扔在了郊外的乱葬岗上，没有墓碑，没有姓名，就像她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可他们不知道，崔英姬用生命守护的秘密，早已通过其他战友传递了出去；她用41年的人生，用最惨烈的坚守，诠释了革命者的信仰与气节。 1946年的延吉，黑暗尚未完全褪去，无数像崔英姬一样的革命者，在监狱里、在刑场上，用各种惨烈的方式牺牲着。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或许连姓名都没能被铭记，可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坚守与牺牲，才一点点驱散黑暗，迎来了光明。如今再回望那个炎热的夏天，回望延吉监狱里的那场悲剧，我们不该忘记，每一份和平的背后，都藏着无数先烈的血泪与坚守，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