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真实的照片，拍于1937年，苏家四兄弟出川抗日前的合影。四兄弟全部为国捐躯，无一生还。日本投降后，老母亲才得知四个儿子都已战死，哭瞎了双眼。 那是一个异常闷热的夏天，四川江津白沙镇的风里似乎都透着一股焦躁，1937年，就在那棵后来年年发新芽的老槐树下，苏家的四个儿子整整齐齐地站了一排。 这并非一次轻松的郊游留影，那个穿着稍微有点不合身、灰布军装还要卷起袖口的年纪，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的才刚满十七，为了显高还悄悄踮起了脚尖。 在镜头定格的一瞬间，没人知道这是此生最后的团圆。老二苏明成笑得最灿烂，那对虎牙还透着没心没肺的稚气；读过私塾的老三苏明哲一脸严肃，紧紧扣着腰间的皮带，好像那样就能拴住自己的命；身为长兄的苏明远把手搭在弟弟们肩上，那是保护者的姿态，眼神里却藏着即将要把命交出去的决绝。他们身后临时支起的黑板上，粉笔字写得刚劲：“誓死保国”。 临行前，苏家的院子里弥漫着樟木的香气，那是做木匠的老二连夜赶制的，他在木箱上细细雕刻了“平安”二字，那是他对母亲无声的承诺。 老母亲没哭，她把自己熬了几夜纳好的四双新布鞋，连同刚煮好的熟鸡蛋、炸糍粑，塞进了儿子们的行囊。那是旧时中国农村母亲最质朴的爱，沉甸甸的，只想换回一句：“娘，我们回来了。” 然而，离别的路一走就是这头到那头，四个年轻的身影消失在蜿蜒的山路尽头，他们不知道，那一去，家乡就只剩下了梦里的腊肉香。 战场上的绞肉机不认什么“平安”牌，大哥苏明远倒在了淞沪会战的战壕里，打光了子弹就操起扁担冲，被刺刀捅穿胸膛时，怀里那张给娘的照片背面，铅笔字早被血浸得模糊一片，只剩下潦草的“不孝”二字。 二哥死得最烈，在山西修工事遇炮击，为了掩护新兵，连完整的尸骨都没留下，战友最后只找到了那把他随身带的、刻着“平安”的木工凿；书生气的苏明哲在长沙送情报，为了守住秘密，他是吞下纸条后被刺刀挑开了肚子，至死手里还攥着那块藏有母亲头发的怀表。 至于那个揣着邻村姑娘手帕的小弟苏明杰，硬是撑到了1941年，在云南重伤离世前，嘴里念叨的还是想吃娘做的一口饭。 整整八年，母亲在那棵槐树下，从日出站到日落，把镇上邮政所那高高的柜台都扒出了印子。 因为不识字，每一封写着“一切安好”的代笔信，都被她请私塾先生念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在那满是老茧的手掌摩挲下，小心翼翼地藏进樟木箱底。那是她触摸儿子体温的唯一方式，也是支撑她在黑暗岁月中活下去的唯一光亮。 残酷的真相直到日本投降那天，才随着喧天的锣鼓声一同到来，四个贴着名字的小木盒，击碎了所有“勿念”的谎言。那个在无数个夜里把信念了又念的老人，在那一夜喊断了嗓子，流干了眼泪，双眼从此陷入了永久的黑暗。 但这还不是苏家苦难的全部，在这张合影之外，苏家其实还有一个当时才十七岁的老五苏国章，哥哥们走时摸着他的头嘱托“照顾爹娘”，可战争的余波并没有放过留守的人。 两年后，日军的轰炸机把苏家的染纸作坊夷为平地，父亲急火攻心吐血而亡，母亲也在熬过一个寒冬后撒手人寰。家没了，哥哥们音信全无，苏国章在废墟上跪了一整天，最后也穿上了那身灰布军装。 他带着对日本人的彻骨之恨，穿着草鞋一路打到了衡阳，白刃战里，他的肚子被刺穿，肠子流出来的那一刻，他以为终于能去地下见爹娘和兄长了。 可命运算弄人，他活了下来，带着一身伤痛和破碎的记忆，他拖着那条被炮火毁掉的腿，靠着早年学的一点针灸手艺，在四川和大凉山的深山里流浪行医。 如今，在宜宾的一个老旧院落里，已经百岁的苏国章大多时候是沉默的。六十岁才在异乡扎根，晚年又遭遇独子败光积蓄、抵押房产后跑路的打击，命运似乎要把这世间所有的苦都让他尝遍，他现在的视力已经模糊，耳朵也听不太清，总是整日坐在藤椅上发呆。 那张四兄弟的合影，成了这个家族最痛的注脚。当志愿者偶然发现这位老兵，问起他还恨不恨日本人时，老人只是摇了摇头，喃喃说着“恨不动了”。 可每当电视里传来“日本”这两个字，那双枯树皮一样的手，依然会死死攥紧拐杖，手背上暴起的青筋，似乎还在诉说着那个家族流干的血。 那棵村口的老槐树依然年年发芽，地下的根须早已深植于泥土。对于苏国章，对于那双哭瞎了的眼睛，对于那一双双再也没穿上的新布鞋，这场战争从来就没有真正结束过。那是刻进骨头里的痛，是三千五百万伤亡数字背后，一个个具体而微、破碎淋漓的家。 信源：人民的抗战——来自抗战大后方的岁月印记丨勇赴国难 重庆百万男儿上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