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为余秋雨说句公道话。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这句话是梁启超写给李鸿章的，是说没有建树、没有能力的人不会有人表扬他，也不会有人批评他！今天把这句话送给余秋雨先生。 最近上戏80周年校庆的讲台上，余秋雨的发言成了舆论漩涡的中心。 有人嫌他话长，说他“句句不离自己”；更有人翻出 decades前的旧事，把马兰、李红的名字和“伪大师”的标签捆在一起扔向他。 这让我想起自媒体时代的奇特景观——身份证一实名，批评就成了无冕之王，可当“批评”变成“扔泥巴”，公平二字在哪里？ 很少有人记得，那些被指“卖弄”的文字背后，是《文化苦旅》里被五十万册印量印证的共鸣。 1991年，45岁的他提着行李箱走出办公楼，身后是23次辞职申请换来的“自由身”，眼前是从西北戈壁开始的文化考察路。 更早之前的1985年，39岁的余秋雨已经戴上了全国最年轻文科正教授的桂冠，享受厅级待遇。 凭什么？1983年那本《戏剧理论史稿》，不仅拿下全国首届戏剧理论奖——注意，是“首届”，意味着在他之前，中国戏剧理论史的系统梳理还是空白——还成了台港澳高校的教材，书页里的铅字，至今还在滋养着戏剧专业的学生。 1999年，53岁的他又把自己扔进了更危险的地方。 和凤凰卫视的镜头一起，他走进中东的硝烟里，那不是旅游博主的打卡，是真的在枪林弹雨中追问“文明的韧性”。 后来的《千年一叹》再版七十余次，120万册的销量，哪里是“卖弄”能解释的？ 至于那些把私人生活当靶子的人，不妨想想：当一个人用《戏剧理论史稿》填补学术空白，用双脚丈量文化山河，用文字连接古今文明时，他的感情选择，难道比这些更值得被铭记？ 批评者总说“他算什么大师”，可大师的定义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在某个领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余秋雨的印记，刻在《戏剧理论史稿》的教材里，刻在《文化苦旅》的读者记忆里，刻在中东沙漠里那串走向文明遗址的脚印里。 这些，够不够让“庸人无咎无誉”的定律，在他身上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