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是不是昏君？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要从公元618年江都兵变说起。当叛军冲进行宫时，这位曾让突厥可汗俯首、高句丽国王胆寒的帝王，解下巾带交给令狐行达，临终前只说了句"我何罪至此？"。 史书里的答案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但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或许该换个角度看——他不是昏聩无能的糊涂蛋，而是被抱负烧死的理想主义者。 公元589年，二十岁的杨广以隋军统帅身份攻入建康城。这个细节很关键：南陈皇宫的珠宝堆成山，年轻的皇子却下令封存府库，只处决了五个民愤极大的奸臣。此时的他，是士族眼中的"贤王"，是百姓心中的"明主"。 史载他"性敏慧，善属文"，《饮马长城窟行》里"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的诗句，连唐太宗都暗自佩服。这样的人，怎么会在十五年后变成人口中的"昏君"？ 答案藏在他的年号里——"大业"。这个充满野心的年号，暴露了他的致命性格：急于在有生之年完成秦始皇、汉武帝数代人的功业。 登基次年，他就干了三件震动天下的大事：迁都洛阳、开凿通济渠、亲征吐谷浑。洛阳城十个月建成，需要每月征发两百万民夫；通济渠五个月通水，累死的役丁"尸骸蔽野"；西征青海时，他带着十万大军翻越大斗拔谷，暴风雪中士兵冻死者过半，连亲姐姐杨丽华都命丧途中。 这些举动，像极了一个拿到顶级配置的玩家，急于在新手村刷完所有副本。 最能体现他"急政"的，是大运河的修建。这条北起涿郡、南至余杭的"人"字形水道，绝非只为看琼花的享乐工程。当时南方已占全国粮产六成，北方却因突厥威胁需要囤粮，陆路运输"车载千钱，费亦千钱"，漕运成本是水运的二十倍。 杨广看到的是帝国的"血管梗阻"，但他的解决方式太过暴烈——征发三百六十万民夫，相当于每十五个隋人就有一个被征调，工期压缩到极限，冬天甚至往河道里浇热水解冻。唐人皮日休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这话残酷又真实：运河是用隋人的白骨铺成的康庄大道。 另一个被误解的"罪状"是三征高句丽。从战略上看，这个占据辽东的政权已成为东北亚霸主，隋文帝时期就曾出兵三十万征讨。杨广的失误不在该不该打，而在怎么打。 第一次征辽，他带着113万大军（号称200万），却因"御营每事奏闻"的僵化指挥，让前锋军在平壤城下活活饿死；第二次征辽时，后方杨玄感叛乱，他竟选择"弃辎重，轻骑西归"，三十万大军的粮草军械全部资敌。 这种赌徒式的决策，暴露了他军事才能的短板。他是诗人，是改革家，但唯独不是合格的统帅。 真正摧毁隋朝的，是他"十年干完百年事"的疯狂节奏。据敦煌文书记载，大业六年（610年）高昌县的逃籍率已达37%，超过秦汉崩溃的临界值。 当山东百姓为躲避征役"自断手足"（史称"福手福足"），当王薄在长白山唱出"无向辽东浪死歌"，这个皇帝仍在江都的龙舟上修改《长洲玉镜》，他不是看不到民怨，而是坚信"功业告成之日，百姓自会感恩"。这种认知错位，像极了后世那些"我为你好"的霸道家长。 但历史最吊诡的地方在于，杨广的"暴政"恰恰为唐朝铺就了盛世基石。唐太宗接手的洛阳城，有现成的含嘉仓（存粮583万石）；唐高宗使用的科举制，正是杨广首创的进士科；安史之乱时，唐王朝靠运河转运的江淮粮赋撑过八年。就连他被骂的"奢靡"，也藏着深意——江都龙舟的纤夫穿的是四川织造的锦袍，这种跨区域的物资调配，无意中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 回到最初的问题：杨广是昏君吗？他在位十四年，修运河、建东都、开科举、征西域，每一件都是泽被后世的大事；但他同时让4600万百姓承受了3000万次徭役，相当于每个家庭每年有男丁被征发三次。 他不是昏聩的酒色之徒，因为史载他后宫仅500人，远少于唐太宗的3000佳丽，这是被帝王权柄异化的"政治美学家"，用千万人的血泪，在历史画布上挥洒自己的宏图。 或许我们该这样理解：杨广是个背着炸药包的改革者，他炸开了门阀政治的坚冰，却没来得及扑灭溅出的火星；他挖通了帝国的经济动脉，却让鲜血染红了河床。唐 朝史官给他的"炀"谥（，道尽了他的孤独。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注定要承受同时代的诅咒。当我们今天站在扬州古运河畔，看着千帆竞发的景象，或许该想起：这条流淌了1400年的运河，河底沉睡着隋人的白骨，也埋着一个帝王未竟的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