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将所有的驰援的科学家全部撤走，临走前，一位苏联专家悄悄告诉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人员：“其实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器研究的关键，即使没有我们...” 1960年，中国核工业的冬天提早降临。随着苏联的一纸撤退令，在那短短7天里，专家走了，半成品的反应堆孤零零地立着，核心数据的图纸也被扫荡一空。当时的空气里弥漫着无奈与愤懑，二机部发出的电报字字泣血：“抛弃幻想，自力更生。” 可就在撤离的喧嚣中，一位苏联专家却在临行前压低声音，给满脸愁云的中国同行留了句意味深长的“底牌”：“其实你们有‘王’就够了，只要他在，这就不是死局。” 苏联人口中的这张“王牌”，彼时正站在世界物理学的巅峰。他叫王淦昌，一个在国际上响当当的名字。早年从清华毕业赴德国柏林大学，师从物理学泰斗迈特纳，早在30年代就拿出了探测中微子的顶尖方案。 1959年，他在苏联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壮举，更是直接震动了全球物理界，距离诺贝尔奖仅一步之遥。 但当那一纸“国家需要，速归”的电报发来，所有的荣誉瞬间被他抛在脑后。1961年，世界上少了一位名为王淦昌的顶尖学者，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却多了一个代号“王京”的老人。面对领导那句略带试探的“国家要搞核武”，他没有任何迟疑，当场只回了六个字：“我愿以身许国！” 然而，横亘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黑洞。苏联人说走就走，关于原子弹核心的“爆轰物理”数据一片空白。这相当于要把一颗心脏精准地塞进核弹里，而这颗“心脏”还得会自己跳动。 年过半百的王淦昌，就此把自己埋进了青海金银滩的风雪里。这里海拔3200米，只有土坯房、夹着沙子的糌粑和苦咸的碱水。 更要命的是高原反应，让他整夜整夜地剧烈咳嗽。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计算机，他就带着年轻人用算盘珠子一下下地拨，成麻袋的草稿纸硬是推算出了世界最前沿的数据。 最惊心动魄的还是搞炸药。那个年代缺乏自动化设备，为了验证“炸药透镜”这一核心技术，需要人工搅拌剧毒的TNT。这活极其危险，还伴随着令人窒息的有毒气体，年轻的研究员看着简陋的工号都有点犯怵。 王淦昌见状，趁人不注意，戴个口罩就钻进了毒气弥漫的操作间，亲手拿着木棍开始搅拌。年轻人劝他身体要紧，他却摆摆手说：“我多看一眼，路就能少走弯路。 这一番搅弄，历时数月之久。硬是将苏联专家曾断言“至少三年才能完成”的爆轰测试，从漫长的预期，大幅缩短至仅仅半年的时间。 他就像个精准的钟摆，把生活定格在实验室。甚至为了校准一个探头角度，哪怕是几毫米的误差，这位总指挥也要蹲在零下20度的寒风里，用那双布满实验伤痕、冻得僵硬的手，一圈圈缠上绝缘胶带。 这般消逝，其影响所及，远非仅局限于学术界。于家人而言，这亦是一场难以言说的憾事，在亲情的维度里，留下了无法填补的空缺。 整整17年，他像是人间蒸发。1965年，女儿王遵明去青海出差，在基地门口偶遇一位穿着旧工装、头发花白的老人。 她盯着看了许久不敢相认，直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喊出她的名字，女儿才惊觉，这个满身疲惫的老人竟是阔别五年的父亲。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倒计时归零前的最后10分钟。作为委员会成员，王淦昌不顾阻拦，执意坐着吊车升上102米的铁塔塔顶，最后一次检查雷管插口的深浅和电源线路。 当那朵蘑菇云终于腾空而起，周围的人欢呼、落泪、拥抱，王淦昌却独自蹲在地上，随手捡起一根树枝，在沙地里飞速计算着数据。直到确认核爆当量完全符合设计，他才拍着大腿，像个孩子一样喊了出来：“成了！” 这一炸，不仅炸碎了国外的核威慑，也彻底改变了地缘格局。更惊人的是他的后手——在搞定原子弹的同时，他提出的“爆轰模拟方案”让中国氢弹的研制像开了加速器，从理论到试验仅耗时2年，速度快了美国4倍。 甚至在1964年，他就极具远见地提出了激光核聚变构想，这直接催生了后来的“人造太阳”研究；80年代，他又联名推动了决定中国科技命脉的“863计划”。 回头看1960年那寒冷的一幕，那位苏联专家的“私语”既精准又充满了讽刺。他猜到了王淦昌的能力，却低估了中国科学家的骨气。他们用算盘打赢了计算机，用土办法搞定了高精尖。 大国重器从来不是靠施舍来的，正是因为有王淦昌这样甘愿把名字藏进档案袋、把生命揉进戈壁滩的人，才有了我们在国际牌桌上挺直腰杆的底气。 信息来源：光明网——他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却造出大国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