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大数学系办了一场测验，题目难得出奇。考完后数学系八十多个学生平均才19分，最高分62分。考卷里有个物理系来旁听的学生，答题答得又快又准，最后得了满分。张禾瑞教授看到试卷时愣了半天，这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推导过程一步都不乱。 1949年的北大理学院，那时候的数学系考题难得让人心里发慌，全班八十多号精英被考得焦头烂额，平均分硬是被压到了凄惨的19分，可偏偏有个物理系来旁听的学生，在那样令人窒息的考场氛围中，运笔如飞。 这种“把知识揉碎了再拼起来”的狠劲，是于敏从学生时代就刻进骨子里的习惯，他在北大工学院读书时就对量子力学着了魔，为了啃下海森堡和薛定谔的理论，笔记本不知写满了多少本。 抗战时期的天津也没个安稳课桌，家里穷买不起煤油，他就在窗户底下借着月光死磕那些晦涩的公式，直到把每一个变量都琢磨通透。 在1965年的上海“百日会战”中，当时的科研条件艰苦到令人难以想象，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氢弹，手里却只有最原始的算盘和简陋的计算机。 于敏领着团队在几万组杂乱无章的数据迷宫里摸索，硬是用人力算力去填补机器的不足，他在一个个通宵达旦的夜晚中，敏锐地从一堆报错的数据里嗅出了规律，在那个著名的未眠之夜，一套后来震惊世界的“于敏构型”就在这些枯燥的草稿纸上诞生了。 1967年6月，当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周围是一片沸腾的欢呼声，于敏却只是平静地吐出一句：“理论经住了考验。”这份淡然的背后，是他从1951年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整整28年隐姓埋名的漫长岁月。 在这近三十年的时光里，“于敏”这个名字成了最高机密，连妻子都不知道丈夫经常消失几个月到底去了哪里。 工作的强度大到几乎透支生命，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于敏还在不知疲倦地核查数据。 这种拼命甚至让他一度因为胃出血晕倒在工作现场，可人刚醒过来，嘴里念叨的第一个词依然是“模型”。 2014年面对央视镜头时，这位早已白发苍苍的老人谈起往事，既没有提及那枚从不示人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也没有炫耀当年让世界侧目的核理论成就。 他只是觉得自己是在替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补课，补上尊严，补上底气，从满分试卷到大国重器，他这一生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用最安静的方式，发出最震耳欲聋的声响。 信源：《中国科学报》于敏院士纪念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