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30岁梁启超和17岁王桂荃行房，两人大汗淋漓，次日梁启超却说：“我提倡一夫一妻制，而你的身份只能是丫鬟，孩子生下来后，母亲仍旧是李蕙仙，你的孩子不能认你作母亲！” 1903年的那个早晨，日本东京的一处寓所里，气氛诡异得近乎凝固。前一晚还是两情相悦、大汗淋漓的温存，次日天刚亮，30岁的梁启超就给身边的17岁少女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他十分冷静地划下道儿：“我曾和谭嗣同公然成立‘一夫一妻世界会’，在外面，我必须维持这个形象。在这个家里，你的身份依然只能是丫鬟。” 这话甚至比当初把你卖掉的人贩子还要冰冷。站在梁启超对面的王桂荃，那一刻不仅是被剥夺了妻子的名分，更是被剥夺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梁启超紧接着补刀：以后生下来的孩子，名义上的母亲只能是正室李蕙仙，至于你，孩子们只能喊“王姨”。 这就不得不让人玩味那个时代所谓的“新思想”了。早在1899年梁启超流亡夏威夷檀香山时，那位才貌双全、精通英文且能帮他笔战清廷的何蕙珍曾主动示爱，那是真正的精神伴侣。 可梁启超拒了，理由是“不能自食其言”。等到1903年，当原配李蕙仙因为身体羸弱、且家中只有梁思成这根独苗而遭遇“绝后”的焦虑时，梁启超的“原则”突然就变通了。 为什么拒绝才女却收了丫鬟？因为纳妾是公开的“爱情”，那是打脸；而收房丫鬟属于“处理家务”，把王桂荃当做那个庞大家庭运转的一个部件，外界看不见，脸面就能保全。这种为了名声而行的“隐形纳妾”，成了王桂荃一生悲剧的开端。 王桂荃原本叫王来喜，一个四川广元的孤女，4岁丧父，6岁前就被转卖了四次，最后还是梁启超觉得“来喜”土气，随口改成了“桂荃”。这个改名仿佛是个隐喻：她从一个粗鄙的物件，变成了梁家一个稍微高级一点的物件。 但这个“物件”太好用了。在东京流亡的日子，王桂荃迅速学会了东京话，能跟日本房东为了几个铜板砍价，也能在繁杂报章中识别出清廷密探放出的钓鱼文，甚至管起了全家的细软账本。梁启超在日记里感叹“桂荃者，家中柱石也”，可一转身对客人介绍，依然轻描淡写地说是“保姆”。 最残忍的一幕发生在1904年。王桂荃生下了大女儿，襁褓还没捂热，她就得亲手把孩子抱给李蕙仙。听着孩子喊别的女人“妈妈”，她只能默默退到阴影里。 这种角色的错位在后来酿成了更惨烈的痛楚：有一回李蕙仙的孩子得了白喉，王桂荃在医院衣不解带地伺候，可同一时期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染病了，因为分身乏术，亲女儿不幸夭折。没人知道那天她在卫生间一边洗衣服一边偷哭时，心里是什么滋味。 这个家里，李蕙仙是拿鞭子的人，王桂荃就是那个挡鞭子的人。梁思成后来回忆，考不好挨李蕙仙揍时，那个往铁丝绑的鸡毛掸子上扑、用后背护着他的，永远是“王姨”。 等正房太太气消了，王桂荃才拉着孩子说出那句没文化却极有见地的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 虽然梁启超严令孩子们喊李蕙仙“妈”，喊王桂荃“王姨”，但这群高智商的孩子早就用直觉做出了选择。私底下，几个孩子甚至李蕙仙所生的孩子，都悄悄喊王桂荃“娘”。这个字，成了这个没有名分的女人一生中唯一的勋章。 1929年梁启超撒手人寰，留下九个还没长大的孩子，那句临终前的“拜托了”重得像山。彼时最小的梁思礼才五岁，为了送这个儿子去美国留学，王桂荃变卖了最后的家产，放下尊严找旧友借钱，然后在天津码头的寒风里足足守了半个月，只为看一眼回国的船。 讽刺的是，直到1968年，这位养育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院士的“无名功臣”，却因为“保皇党老婆”的罪名被遣送乡下，85岁高龄死在一间破旧牛棚里。那是真正的草草了事，好心的村民用破草席裹着把她埋在乱坟岗，连个标记都没有。 1995年，梁家后人在北京香山梁启超的墓旁种下了一棵白皮松，立了一块碑给王桂荃，碑上刻着“抚育九子，恩重如山”。时隔大半个世纪，她终于以“母亲”的身份站到了阳光下，不再是那个那个需要藏在“一夫一妻”口号背后的阴影。 你看，所谓的历史大人物往往卡在时代的夹缝里动弹不得，反倒是像王桂荃这样低到尘埃里的人，用最原始的韧劲，把那条裂缝填平了。 参考信息：人民文摘. (2013, 5. 01). 梁启超背后的女人王桂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