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坦言：杀杨宇霆之前我从不迷信，杀他后我不得不信 1928年皇姑屯那一声巨响，张作霖走了。留下的东北军就像一艘没了船长的巨轮，而在甲板上争夺掌舵权的，主要有三拨人。 一拨是张学良，27岁，风流倜傥的少帅，虽然也是久经沙场，但在那帮跟着老帅从土匪窝里杀出来的老兄弟眼里，他就是个“小六子”；另一拨是张作相这样的忠厚长者，也是老帅的结拜兄弟，真心实意辅佐少帅；最棘手的，就是杨宇霆。 杨宇霆是谁？他是奉系的“大脑”，外号“小诸葛”。此人留洋归来，才华横溢，东北的兵工厂、甚至后来奉军的整套现代化体系，基本都是他一手搭建的。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杨宇霆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老帅甚至说过：“我这‘张’字写不好，全靠宇霆帮我补笔。” 坏就坏在这个“补笔”上。杨宇霆太能干了，能干到忘了谁才是主子。 张学良接班后，杨宇霆压根没把这个27岁的年轻人放在眼里。在杨宇霆看来，你是侄子，我是叔，你就乖乖当个盖章机器，大事我来办。 有次张学良要在某个文件上签字，杨宇霆直接就在旁边指指点点，语气像训小学生一样：“这个不行，那个得改。”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杨宇霆大摇大摆地还要摆老资格，张学良还得毕恭毕敬叫一声“邻葛叔”。 年轻人最怕被轻视。这时候，两人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是性格不合了，而是路线之争。张学良想搞“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国家形式上的统一；杨宇霆坚决反对，他主张利用日本和南京的矛盾，搞东北独立王国。 路线分歧加上个人恩怨，这个火药桶，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炸。 这根火星，在1929年1月10日晚上，终于迸发了。 那天晚上，杨宇霆带着他的铁杆盟友、黑龙江省长常荫槐，大摇大摆走进了大帅府。这两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是关于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 内容很简单：要把东北所有的铁路大权，从张学良手里拿过来，交给常荫槐管。 这哪是来汇报工作？这分明是来逼宫！ 杨宇霆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拍，甚至连笔都给张学良递到了手里，意思是：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常荫槐还在旁边帮腔，态度极其强硬。 张学良当时强压着火气说：“这事儿太大，咱们晚饭后再商量，你们先回去歇会儿。” 杨、常二人以为少帅服软了，大咧咧地走了，说晚点再来拿文件。看着他们的背影，张学良心里的杀机彻底压不住了。 就在这个决定生死的关口，那件让张学良记了一辈子的“灵异事件”发生了。 张学良虽然年轻，但他并不想背上“杀功臣”的骂名。他的夫人于凤至也在劝他，说杨宇霆虽然跋扈，但毕竟是老帅的左膀右臂，能不能忍忍？ 张学良心乱如麻，他鬼使神差地摸出了一枚袁大头，他对着空气，也像是对着天上的父亲说：“老天爷，如果你觉得该杀杨宇霆，就让袁头朝上；如果不该杀，就让字面朝上。” 他抛出了第一枚。 叮当一声，袁头朝上。杀。 张学良心里一惊。他不死心，觉得这可能是巧合。他深吸一口气，说：“我们试三次。” 第二次抛出。又是袁头朝上。 张学良的手心开始出汗了。他虽然动了杀心，但真当“天意”如此直白地摆在面前时，他感到了恐惧。 第三次。银元在空中翻滚，落地，旋转，停下。 还是袁头朝上！ 这时候，于凤至在旁边看着也慌了，她哭着说：“汉卿，这太邪门了，能不能换个问法？咱们问‘是不是不该杀’？” 张学良想给自己，也给杨宇霆最后一次机会。他改了口：“如果这枚硬币字面朝上，那我就放过他们。” 结果，硬币像是被施了魔咒一样，依然是袁头朝上！ 这一刻，张学良彻底崩溃了，也彻底坚定了，“这是天意，天要亡杨。”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冷酷而迅速了。 当晚，杨宇霆和常荫槐再次来到帅府老虎厅，准备拿那份签了字的文件。他们等来的不是文件，而是全副武装的卫队。 张学良没有露面，卫队长高纪毅带着人冲进老虎厅，只喊了一句：“奉长官令，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刻处决！” 没等杨宇霆反应过来，枪声就响了。一代枭雄，东北的“智囊”，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 杨宇霆一死，东北军的“魂”散了。 虽然杨宇霆跋扈，但他也是唯一一个能镇得住场子、并且对日本局势了如指掌的人。日本关东军最忌惮的，其实不是张学良的枪炮，而是杨宇霆的脑子。 杨宇霆一死，日本人弹冠相庆。他们评价说：“邻葛一死，东北便无强人了。” 仅仅两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 张学良晚年在幽禁岁月中，无数次复盘这件事。他发现，他为了巩固权力杀掉了杨宇霆，结果却因为失去了杨宇霆而丢掉了整个权力基础，东北。 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的因果循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