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马步芳的电台主任熊维邦收到了两封绝密电报，他看都没看，就交给了曾庆良，曾庆良看到内容后，顿时吓了一跳！电报上“绝密”“十万火急”的红色印章像烙铁一样烫眼，里面详细写着马步芳准备派骑兵追击西路军余部的全部计划，这要是发出去，山里那些还在苦苦支撑的战友恐怕一个都活不了。 曾庆良当时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作为被俘后潜伏在马步芳电台的红军报务员，他每天都在刀尖上过日子。 本来想安安分分混到机会就逃，没想到碰上这种要命的事。 马步芳的电台里鱼龙混杂，熊维邦又是个整天惦记着喝酒赌钱的主，平时把发报的活儿全甩给他，现在倒好，直接把杀人的刀递到了他手里。 那几天曾庆良饭都吃不下。 一边是熊维邦催着赶紧发报的不耐烦嘴脸，一边是脑子里不断闪现的战友们在祁连山里挨饿受冻的样子。 民国时期的电报流程他门儿清，从译电到校验再到拍发，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可这次他必须出错，而且得错得让人看不出来。 他假装调试机器，手指在电键上胡乱按了几下，制造出发报的假象，其实那些信号全是瞎编的。 四天四夜，那两封电报就压在他桌子最底下。 白天应付熊维邦的催促，晚上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生怕马步芳的人突然闯进来检查。 当时马家军的骑兵正嗷嗷叫着要进山，马步銮旅和马彪的骑兵师都是出了名的能跑，要是真让他们按着电报上的路线追，李先念带着的那支西行支队怕是躲不过去。 没想到事情居然有了转机。 马步芳左等右等没收到前线的消息，气得在指挥部拍了桌子，熊维邦这时候却把责任推给了天气，说什么电波受干扰发不出去。 本来想这下肯定要露馅，后来发现熊维邦自己心里有鬼，他怕马步芳知道他把工作全丢给一个“俘虏”，只能硬着头皮帮曾庆良打掩护。 如此看来，有时候命运还真会开玩笑。 曾庆良扣押电报的那几天，恰好是西路军余部最危险的时候。 他们在祁连山肚子里开会，决定分散游击保存火种，李先念带着千把人沿着山麓往星星峡走，一路上缺衣少食，要是再被马家军骑兵缠上，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这些人成功和陈云派来的人会合，成了日后革命的重要力量。 曾庆良后来的路也不好走。 1938年他找机会逃出来，一路乞讨回到延安，把这段经历汇报给组织。 本来以为会受表扬，没想到因为被俘的经历，很长一段时间都背着思想包袱。 直到解放后，他在西南军区当通信处长，搞技术革新立了功，1961年授衔的时候被授予少将，这才算真正抬起了头。 很多年后有人问他，当时就没想过万一被发现怎么办？他总是说，那时候哪顾得上想那么多，就觉得不能让战友们白白送死。 现在看那些历史资料，《李先念传》里专门提到过青头山之战，说马家军援军莫名其妙晚到了几天，给了他们突围的机会，可谁能想到，这背后是一个普通报务员在敌营里赌上性命的抉择。 毫无疑问，曾庆良的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但正是这些藏在历史缝隙里的细节，才更让人觉得真实。 他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关键时刻守住了心里的那点念想。 从马步芳的电台到共和国的将军府，这条路他走了三十年，靠的不是运气，是那份到死都没丢的信仰。 如今我们再讲起西路军的历史，总是会提到那些赫赫有名的将领，却很少有人知道曾庆良这样的小人物。 可正是无数个像他这样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候咬紧牙关不放弃，才让那点革命的火种没被狂风吹灭。 这或许就是历史最动人的地方，它从不辜负每一个坚守信念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