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东史郎回忆：25岁那年，在参加侵华战争入伍前，母亲送给他一把匕首，并嘱咐道：“此次出征千金难买，你且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你就用它剖腹自杀，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的！” 一把匕首，一句冰冷的嘱咐，揭开了日本军国主义洗脑民众的残酷真相。当亲生母亲对儿子说出”死你一个没关系”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人性的扭曲，更是一个时代的疯狂。这个25岁青年后来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也是日后唯一敢于公开忏悔的日本老兵。 东史郎1912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府一个酿酒世家，兄弟姐妹6人。1937年8月，25岁的他应召入伍成为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上等兵，即将踏上侵华的血腥征程。临行前那个黄昏，两位母亲的截然不同态度，预示着他人生的分水岭。 亲生母亲给了他一把匕首，冷漠地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我有3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这种病态的”伟大”体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扭曲。相比之下，他的养母却哭着求他一定要活着回来，展现了人性本有的温暖。 从1937年到1939年，东史郎参加了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他有记日记的习惯，把侵华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共有五卷三十七万字。这些日记成为了日军暴行的第一手证据。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载了日军中队长桥本光治残杀中国人的暴行——在南京最高法院对面的水塘边，桥本将一个中国人装进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然后把3枚手榴弹拴在袋口扔进水塘。这样的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并非孤例。 战后的东史郎经历了从麻木到觉醒的转变。二次大战后他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活富裕，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安稳的生活中，良知开始苏醒。战后的几十年来，东史郎不断反省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对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抹杀”南京大屠杀”罪行表示极大愤慨，决心在有生之年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暴行公布于众。 1987年，他把在中国期间写的日记整理为《阵中日记》。同年12月，日本青木书店以其日记为蓝本，出版了《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公开出版了自己的部分战时日记。 然而，真相的代价是沉重的。公开日记后，东史郎受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他们对东史郎百般围攻，企图遏制更多老兵公布南京大屠杀真相。1993年，桥本在一些人的怂恿下，将东史郎告上了法庭。 1996年4月26日判决东史郎败诉，1998年二审再次驳回东史郎的上诉。宣判一结束，坐在下面的东史郎站了起来，大声地表达抗议。庭后右翼势力甚至挂起”南京大屠杀捏造判决胜诉”的横幅，公然否定历史。 中国政府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表示惊讶和遗憾，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东史郎诉讼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 败诉没有击垮这位老兵的意志。东史郎说：“为了表达对南京人民的感激之情，我打算将我的日记和奖章捐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和他们坚持不懈地斗下去。”从1987年起至2004年，东史郎先后7次到中国取证、忏悔。 在一次记者会上，东史郎举起了自己书写的”仰不愧天，俯不愧地”这句话，说：“即便是判我败诉，但是，我所记录真实事实是对得起天地良心的。”这位老兵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良知的力量。 1997年开始采访东史郎的中国记者说：“在入侵南京的20万士兵中，只有东史郎敢于站出来为历史作证，揭露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东史郎曾说：“我认为，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2006年1月3日上午11时45分，东史郎因大肠癌于日本京都一家医院逝世。这位用后半生向历史忏悔的老兵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路程。母亲当年给他的那把匕首代表着”荣誉的死亡”，而他最终选择的是”真相的生存”。 从军国主义洗脑下的狂热青年，到勇敢揭露真相的历史证人，东史郎的人生轨迹告诉我们：人性的良知可以战胜邪恶的洗脑，承认错误比掩盖真相需要更大的勇气。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母亲的冷酷嘱咐把无数青年推向了血腥战场，而东史郎用余生的忏悔，为这段黑暗历史点亮了人性的微光。 从亲生母亲的冷酷嘱咐到晚年的深深忏悔，东史郎的人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疯狂与救赎。那把代表”光荣死亡”的匕首，与他最后选择的”真相求生”形成了强烈对比。你觉得在那个军国主义横行的时代，还有多少母亲会对儿子说出这样的话？面对历史真相，我们又该如何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