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号参加完塔山战斗后，桂永清怀疑重庆号上有我党地下活动，曾召集全体成员说：“谁要是暗中搞鬼，被我查出来，绝不客气！我要用东海的水，扑灭共产党的燎原大火。” 这艘满编五百余人的巡洋舰，最终撬动起义的其实仅有43人，其中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过2人，且都只是普通士兵而非军官，而这场惊天起义的发起者，是名叫王颐桢的鱼雷中士。 重庆号本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功勋战舰，二战后被赠予国民党政府，一跃成为其海军序列里吨位最大装备最精良的主力舰。 1948年8月，包括王颐桢在内的一批曾赴英受训的士兵随舰归国，这些青年本怀揣着建设强大海防的报国理想，可归国后目睹的却是国民党的腐败与内战的硝烟，理想与现实的鸿沟让舰上不少人萌生了另寻出路的念头。 10月，重庆号被调往葫芦岛支援辽沈战役，舰炮在塔山阵地的轰击虽造成了不小破坏，却始终没能帮国民党军队突破防线。 战斗期间舰上官兵看着炮火下的同胞阵地，内心的挣扎愈发强烈，也正是这场战斗，让桂永清事后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塔山战斗落幕，桂永清的怀疑开始发酵，他不仅派人紧盯舰上官兵动向，还安插亲信作为副舰长监视舰长邓兆祥。 此时的舰上，两股秘密起义力量正在悄然生长。 以王颐桢为核心的27人组成了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王颐桢担任主席，这个组织里的毕重远是南京市委地下党员，张启钰是与组织失联的四川地下党员，这便是那仅有的2名共产党员。 另一股力量则是16名官兵组成的起义团体，两拨人起初各自为战，彼此缺乏信任，没有建立横向联系。 王颐桢的筹谋早在英受训期间就已埋下伏笔，这位江苏高邮出身的青年，曾在赴英潜艇士兵训练班军士队中考取第一，归国后成为鱼雷中士，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和威望在士兵中积攒了号召力。 1949年初，随着淮海战役落幕，重庆号被调往吴淞口准备配合长江防线，阻止解放军渡江，这一命令让舰上的起义力量意识到时机已到。 2月17日，重庆号驶出黄浦江口后突然在吴淞口锚地待命，士兵解放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预判军舰下一步的作战目标，最终敲定了起义计划。 2月25日凌晨，起义行动正式展开。 警戒组第一时间切断舰上通信电路，在军官住舱要道布置岗哨，关闭士兵舱后墙钢门将前后舱分隔。 行动组则把甲板哨兵和司令走廊值更士兵诱至雷达室缴械，王颐桢等核心成员分头前往高级军官舱室沟通。 舰长邓兆祥此前并未知晓起义计划，在得知情况后，这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老海军，为了全舰数百人的安危和战舰的命运，毅然决定加入起义行列，着手研究驶向解放区的航海图。 天亮时分，重庆号熄灭所有灯火，在邓兆祥的指挥下悄悄驶离吴淞口，朝着山东烟台港进发。 航行途中并非一帆风顺，他们曾遭遇美国军舰，邓兆祥凭借丰富经验改变航线，成功摆脱追踪，安然穿过国统区海域。 26日清晨，当重庆号靠近解放区子午岛时，岛上解放军因未接到情报一度严阵以待，直到看到舰上炮口上仰60度朝天，还有人挥舞白旗，才确认其投诚的意图。 7时左右，重庆号顺利抵达烟台港，受到了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消息传回国民党阵营，蒋介石暴跳如雷，当即下令派飞机轰炸。 3月4日，重庆号转移至葫芦岛港，5日全舰官兵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去致敬电。 遗憾的是，在国民党空军的轮番轰炸下，3月20日凌晨重庆号沉于海中，6名战士壮烈牺牲。 3月24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联名复电嘉勉，肯定了他们的起义是国民党反动派日暮途穷的标志，也指出他们将成为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