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教授这段话,细想确实戳中要害:“哪怕你贵为博士,你贵为教授,如果没有秉持良知对社会做批判的能力,不叫知识分子;哪怕你没有学历,就是个普通人,但坚持做人的基本良知,对社会不良现象做了批评,你也可以被叫做知识分子。” 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挑破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固有想象——长久以来,我们总把博士帽、教授职称当成衡量标准,却忘了良知才是藏在学历背后的灵魂。 某重点高校的办公室里,一位教授正对着电脑修改论文,学生敲门进来,说自己被导师要求无偿加班半年,他头也没抬:“忍忍吧,我当年为了评副教授,比这苦多了。”桌上的台历用红笔圈着“职称评审截止日”,墨迹深得像道疤。 三公里外的菜市场,58岁的张阿姨蹲在菜摊前,用粉笔在硬纸板上写“良心价”,字歪歪扭扭却用力很深,粉笔灰落在她沾着泥土的指甲缝里。 “白菜昨天一块二,今天还一块二,”她边写边嘟囔,“隔壁老王涨了五毛,说‘特殊时期’,可特殊时期更不能坑人啊。” 疫情最吃紧的时候,社区志愿者里有个叫小周的快递员,每天背着三十多斤的药箱爬六楼,防护服后背汗湿成深色,他说:“我初中毕业,不懂啥大道理,就知道这些药是救命的,不能耽误。” 这些碎片拼在一起,突然让人意识到: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可能从一开始就弄反了——不是先有学历才有批判,是先有良知才敢批判。 有人可能会反驳:高学历意味着更系统的知识储备,没有知识怎么谈批判? 可当知识变成评职称的工具,当论文变成晋升的敲门砖,那些用公式和术语堆砌的“研究”,和张阿姨写在纸板上的“不涨价”比起来,哪个更接近批判的本质? 社会评价体系总在暗示“学历=能力=话语权”,这种暗示像温水煮青蛙,让一些高学历者慢慢把“保住位置”当成了第一要务——他们不是不会批判,是怕批判影响“前途”。 而那些被贴上“没文化”标签的人,他们没有头衔可失去,反而守住了最原始的底线:不欺负弱小,不趁火打劫,看见不对的事敢说句“这不行”。 短期内,这只是个体的选择差异;时间长了,这些选择会像种子一样,悄悄改变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土壤。 温铁军教授的话像一面镜子,照见的不是学历证书的厚度,是骨头里的硬度。 你不用是博士,不用是教授,当你为陌生人多递一瓶水,当你对不公多皱一次眉,当你让良心在心里站得笔直——你就活成了知识分子该有的样子

用户12xxx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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