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了副总理，给自家捞过一分钱好处没？”“他走了，连个灵棚都容不下吗？”就这两句话，掷地有声。问话的，是当年大寨的“铁姑娘”郭凤英。 1986年春天，72岁的陈永贵在北京医院走完了一生。 消息连夜传回大寨，正在春耕的村民们扔下农具，自发聚到村委会前。 有人翻出家里的白布，有人扛来松木桩，几个小时就搭起了一座素净的灵棚。 遗像前摆着的窝头和咸菜，是陈永贵一辈子最常吃的食物，一盏长明灯在风中摇曳，映照着周围村民通红的眼眶。 可没等大家平复悲痛，县里的通知就传了过来，要求立即拆除灵棚，理由是这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不拆的话，县领导就不会来参加祭奠。 这个要求让大寨人难以接受，郭凤英站出来说出了那两句掷地有声的话。 她亲眼见过陈永贵带着村民在悬崖上打炮眼造梯田，腰系草绳悬在半空，好几次差点被滚石砸中。 她也记得1963年特大洪灾过后，陈永贵拒绝了县里的救济粮，带着大家白天扶玉米，晚上修堤坝，最后不仅没减产，还多上交了24万斤粮食。 在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这份收获让周边多少村庄羡慕不已，而这一切都是陈永贵带头干出来的。 谁也没想到，这个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的农民，后来会走进中南海，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经周总理提议，只读过扫盲班的陈永贵当选副总理，分管农业。 可身份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却没改。 他坚持“三三制”的工作方式，一年里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办公，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研，剩下三分之一必须回大寨劳动。 每次回村，他还是穿着粗布衣裳，扎着白羊肚头巾，裤腿上总沾着新鲜的泥土，和村民一起扛石头、修水渠，一点架子都没有。 担任副总理期间，陈永贵始终坚守着“三不原则”。 他拒绝把户口迁到北京，不领国家的固定工资，每月只拿136元补助，其中还包括36元的伙食补贴。 有人悄悄给他家办好了城市户口手续，被他发现后当场退回，还发了火。 国务院配给他的专车，大部分时间都锁在车库里，他去农科院考察宁愿挤公交。 就算是招待政治局委员这样的贵客，他家里端出来的也只是土豆丝拌面条，没有任何山珍海味，陈永贵的家人也从没沾过他职位的光。 面对县里要求拆灵棚的压力，大寨村民没有妥协。 七旬老汉贾承让拄着拐杖守在灵棚前，他的腿当年造田时摔断过，是陈永贵背着他下山治的病。 村民们轮班值守，把灵棚围得严严实实，就算宣传车在村里巡回广播，也没人愿意挪动半步。 这场对峙持续了三天，最后省里出面协调，允许保留灵棚，但要求控制规模和时间。 追悼会那天，四千多名群众从周边各县自发赶来，有人手里攥着自家种的玉米穗，想让老书记再闻闻家乡的味道。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埋在虎头山腰的柿子树下，一部分撒向了他开垦的第一块梯田。 那棵柿子树是他当年推广种植的经济作物，如今已长得枝繁叶茂，每到秋天结出的果实格外香甜，村民们都叫它“副总理柿”。 没有高大的墓碑，没有繁琐的祭奠仪式，这位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副总理，最终又回到了他挚爱的土地怀抱。 陈永贵的一生，就像虎头山的梯田一样，朴实而厚重。 他从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农民，到国家副总理，身份跨度之大堪称传奇，但他始终没忘本。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身居高位也能坚守清贫，手握权力也能一心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