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8日，湖北省长阳县人民政府处死了抗日爱国将领、起义将领、原国军少将李继龙。 李继龙的生平轨迹，折射出那个时代无数知识青年投身军旅、寻求救国路径的缩影。1898年，他降生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聚居区，那里山峦叠嶂，百姓以农耕和山货维生，家境清寒让他早早体会到生存的艰辛。姨妈的资助成为转机，让他进入宜昌第三师范求学，这所学校虽简陋，却为他打开了初步的教育之门，尽管学业中断，他仍通过自学积累了基础知识。转而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这一步标志着他从文弱书生向军人转型，接受了严格的队列、射击和战术训练，那里的课程强调纪律与实战，塑造了他坚韧的性格。 1925年毕业后，李继龙步入国民党军队基层，从连副起步，逐步熟悉部队运作。他在教育队担任副手，负责新兵训练，强调纪律执行，这段经历让他对军中弊端有所警觉。1934年前，他辗转陈诚部任教育长，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同时在李明灏部升至营长、副团长，直至第28军军法处长。这些职务虽琐碎，却让他接触到高层决策，积累了从基层到中层的管理经验。李明灏的影响尤为关键，这位长官主张军事救国与民主兴邦的思想，悄然植入李继龙的理念中，让他开始反思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专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李继龙进入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深造，系统学习现代战争理论。1942年毕业，他晋升第六战区少将高参，被派往广西组织学生抗日宣传。他利用当地民俗资源，改编土家山歌为宣传工具，动员青年投身救亡，这不仅扩大了抗日影响，还体现了他的文化适应能力。1944年，他调任第191师少将师长，后转第77师参谋长，参与长沙会战和衡阳外围作战。在这些战役中，他指挥部队阻击日军推进，破坏了敌方扶持伪湖南省政府的企图，通过控制关键人物宋鹤庚和刘初济及其家属，成功瓦解了这一阴谋。这些行动虽未载入主流史册，却在地方抗日史上留下印记，证明了他对国家危亡的实际担当。 战后，李继龙短暂担任长沙警备司令部代少将参谋长，负责恢复城市秩序与治安维护。这段时期，他目睹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与腐败蔓延，1946年返回长阳参与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当选后赴南京出席会议。在会上，他公开批评政府弊端，导致实职被撤销，仅保留国防部少将部员和中央反共和国建委员会委员名义。1947年，以胃溃疡复发为由申请退役，获准后移居武昌，从事商业经营。这次转型看似退隐，实则源于对国民党前景的失望，他利用少将身份，为解放军江汉军区地下工作人员提供联络与经费支持，显示出隐秘的转向。 1948年，为避风险，李继龙返回长阳定居，过上低调生活。长阳地主刘春龙咨询渡江事宜时，他直言渡江只是时间问题，并建议对方主动争取表现。不料刘春龙派人射杀国民党79军7名士兵，引发第199师师长黄粱报复。李继龙介入调解，深夜赶往第14兵团司令宋希濂处说明情况，宋同意低调处理，并任命他为79军少将副军长。他返回长阳，与黄粱协商，最终化解冲突。这次事件虽化解了局部矛盾，却为他日后被指控镇压群众提供了把柄。1949年10月，解放军逼近，他劝说黄粱率199师起义遭拒后，脱离部队，前往人民解放军第50军驻地宣布起义投诚。这一步，标志着他正式脱离国民党阵营。 起义后，李继龙返回武汉继续经商，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加湖北省政协会议，积极适应新政权。抗美援朝爆发时，他出售汉口筷子街私宅别墅，将全部款项捐献国家，用于购买武器弹药支援志愿军。这笔捐款虽数额不详，却体现了他的爱国赤诚。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努力融入社会，但1953年镇反运动中，被武汉市公安局以地方战犯罪逮捕，罪名包括担任79军副军长期间镇压群众及历史上长期为国民党服务。同年押解回长阳关押，接受多次审讯。调查人员核对其抗日贡献、起义事实及捐款记录，但背景下的审查机制，使其难以脱身。 1955年12月8日，长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以反革命战犯罪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李继龙一生从军近30年，抗日有功，起义投诚，却在和平年代以战犯身份结束生命。这起案件发生在镇反运动尾声，许多国民党旧军官面临类似审查，反映出时代转型的复杂性。他的家属随后承受巨大压力，直至改革开放后渐趋缓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启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成立专案组，查阅档案，走访证人，确认其抗日功绩如长沙衡阳作战指挥及破坏伪政权计划，还包括起义过程和捐献别墅款项。 1986年，法院正式撤销1955年原判决，认定为错杀，恢复其抗日爱国将领和起义投诚将领荣誉，向家属发放抚恤金。长阳县统战部确认起义身份，按起义人员待遇处理，颁发证书。这次平反，不仅洗刷了个人冤屈，也体现了国家对历史公正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