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的上海，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不寻常的紧张。就在四个多月前，东北沦陷的消息传来，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民众反日情绪日益高涨。谁也没料到，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编织，上海的命运即将被彻底改变。 这一切的源头，竟来自日本高层的精心策划。当时，日本因侵占中国东北在国际上陷入孤立，为转移视线，他们决定在上海点一把火。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从东京发出一封关键电报，指示驻上海的武官田中隆吉“制造一些事端，让列强的目光转向上海”。田中隆吉拿到指令后，找到了以川岛芳子为名的日本特务金碧辉，一场阴谋就此展开。 1月18日下午，五个日本和尚出现在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外。他们向厂内正在操练的工人义勇军投掷石块进行挑衅，双方随即发生冲突。 日方事后声称一名和尚伤重死亡。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趁机扩大事端，1月20日凌晨，指使日本暴徒焚烧了三友实业社，还砍伤了中国巡捕。当天下午，更煽动上千日侨集会游行，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 面对日方的步步紧逼，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反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四项无理要求：市长公开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所有抗日团体。 尽管上海市长吴铁城在1月28日下午完全接受了这些苛刻条件，但日方的真实意图本就是开战。当晚11点，日本海军陆战队两千多人向闸北发起了突然袭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驻守上海的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在战前已密令部队“严密备战”。当日军进攻时，守卫闸北的翁照垣旅立即奋起还击。将士们用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装甲车，组织敢死队炸毁敌车，死守每一处阵地。 1月29日凌晨，天通庵车站的日军被全歼，车站被夺回。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曾狂妄宣称“三小时占领闸北”，但连续几天的进攻除了付出重大伤亡外，一无所获。 日军初战失利，被迫三易主帅。第二任指挥官野村吉三郎改变战术，将主攻方向转向吴淞和江湾，企图依靠海空优势突破防线。在蕴藻浜曹家桥一带，爆发了开战以来最惨烈的血战。 2月13日，千余日军强渡蕴藻浜后被第十九路军三面包围。血战至晚上9点多，这批日军被全部歼灭。战斗中，六十余名中国战士在最危急时刻，将火油浸湿全身，负重型炸弹扑向日军阵地，全部壮烈牺牲。 2月14日，由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等部抵达上海，增援十九路军。全军官兵士气高昂，张治中发布《告全军将士书》，表示“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日军拼命到底”。此时日军也增派兵力，由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指挥，双方在庙行、江湾一带展开更激烈的争夺。 上海民众和全国同胞以巨大热情支持前线。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民组成二十多支义勇军支援前线，仅第十九路军记录的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约有两万人。海外华侨捐款捐物，据第十九路军司令部统计，收到的1068万元总捐款中，华侨捐助了801万元。 宋庆龄亲自在交通大学创立“国民伤兵医院”。正如当时评论所说：“上海孤军抗战能够维持到30天，固然是因为士兵的勇敢，而尤为重要的原因，却是民众的实力与经济上的援助”。 日军在正面战场迟迟不能取得突破，于3月初派出重兵在太仓浏河偷袭登陆，使中国守军腹背受敌。经过审慎考虑，中国军队于3月3日撤至第二道防线。同日，日军宣布停战。5月5日，中日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这场战事给上海带来了巨大创伤。据估计，全市损失约计15.6亿美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 文化教育机构损失尤为惨重，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日机炸毁，数十万册珍贵典籍化为灰烬。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遭轰炸或焚毁。战事中，上海市区死亡6080人，受伤2000人，失踪10400人。 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以签订协定告终，但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热情，也让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军民的抵抗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