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汪伪政府粮食部部长顾宝衡，因为贪污腐败，贪了日军和伪军的军粮，从白米改成糙米，被前线日军投诉，而这样一来日本军部意识到有硕鼠存在，将顾宝衡查出来后，被日本军部指明要求追究责任而拘捕看管，并撤职查办，免于一死，只判了无期徒刑。 说起顾宝衡这个人，得从他早年的路子讲起。他1903年出生在江苏一个普通商人家里，那时候上海租界热闹得很，他从小跟着父亲在米行里转悠，学着怎么算账、怎么跟人打交道。家里不算穷，但也谈不上富，父亲做粮食买卖，让他从小就对米面这些东西门儿清。1920年代，他考进圣约翰大学，学经济，毕业后没多久就进了上海的一家粮食公司，从底层职员干起。那会儿公司规模不大，他每天就是清点货仓、审核运单，慢慢爬到主管位置。1930年代，日本货进来多了，他开始从日本进口商那儿低价拿货，转手卖给本地厂子，赚了点差价，手里头渐渐有点积蓄。 要是故事停在这儿，顾宝衡顶多是“旧上海精明米老板”的剧本。坏就坏在1937年那一声炮响，上海沦陷，租界成了孤岛，米价一天一个跟头。他亲眼看着码头仓库被日军贴上封条，也看着黑市大米翻六倍，心里那杆秤“咔嚓”就断了——给谁干不是干？赚钱最实在。靠着日语溜、账头清，他先给日军“采买队”当翻译，后来干脆入股日商“三兴物产”，把江苏产的新米贴上“军需”条子，夜里却从后门卸进自家粮行。那几年，他一边在日本人面前点头哈腰，一边在中国人面前摆阔气，左手机械表、右手小黄鱼，混了个“顾四爷”的名号。 1940年汪伪政府挂牌，汪精卫要找个“懂经济、懂日语、懂粮食”的三合一人才，顾宝衡把履历一递，立马被拎去当“粮食管理委员会委员”。头衔听着像后勤，实权大得吓人：江南半壁的军粮、民粮、贸易粮，全从他一支笔里过。上任第一件事，他把办公地点搬到原来法租界的洋楼，门口加双岗，窗户换钢板——怕谁？怕老百姓。第二件事，立规矩：凡是运粮船，先交“管理费”再盖章，一粒米收一成“损耗”。有人嘀咕，他拍着桌子吼：“皇军打仗不要损耗？你们懂个屁！”一句话，把反对声全闷回嗓子眼。 真正让他“名留青史”的是1943年那场“糙米案”。前线日军打瓜岛，国内米袋告急，东京军部下令：“华中一日必须出三千包白米，颗粒不能掺假！”命令下到南京，顾宝衡眼珠一转：白米市价一石两百块，糙米一百二，中间八十块差价，一天三千包就是二十四万，一个月七百多万，够再置一栋花园洋房。于是仓库夜里开灯，白米出库，糙米回库，麻袋口原封不动，只在账本上改俩字。前线士兵吃到嘴里，米汤像黄泥，嚼得腮帮子酸，投诉信直飞东京。东条英机一拍桌子：“查！”宪兵队冲进粮部，账册、钥匙、保险柜一起端，算盘珠子一扒拉，缺口亮得晃眼：两年零四个月，他吞了足够装备一个师团的军粮。 按日军的脾气，贪皇军军粮得掉脑袋。可顾宝衡命硬，他会“算账”——把每一笔“损耗”都记在小本子上，谁批过条、谁盖过章、谁分过成，一条不落。宪兵队一看，名单里从南京到上海，一半都是“对华特别支出”的受益人，真砍了他，纸包不住火。于是“无期徒刑”四个字出来，既是封口，也是保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手监狱，以为能挖出更多汉奸大案，结果他一句“我只是奉命办事”，轻飘飘把锅甩给死去的顶头上司。1949年解放，他转押至上海提篮桥，因“病”保外就医，最后竟在苏州老家活到1976年，比不少抗日将士都长寿。 我爷爷当年在苏南跑单帮，说起“顾四爷”直咬牙：“他换糙米那年，我娘揣着法币买不到米，只好吃山芋藤，脸都肿得发亮。”可另一方面，顾宝衡留下的黑皮账本，如今躺在第二档案馆，成了研究汪伪经济的第一手材料——学者们一边骂他，一边还得谢他“记得真细”。历史就是这么黑色幽默：他偷走的米养活了自己的肥肉，也喂饱了后人的论文。说到底，当权力和粮食被放进同一个笼子，蛀虫就会出现；而蛀虫的寿命，往往比正义更长。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