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少爷当上军区副参谋长，毛主席看中将名单时：怎么没见他？ “1955年8月12日下午，毛主席合上卷宗，忽然问道：‘咦，小周呢，他的名字怎么没在中将名单里？’” 屋子里一时安静。负责呈报的同志怔了几秒才答：“周骏鸣已调离部队，转到水利部主持建设工作，没有列入授衔范围。”一句解释，说尽一位老同志几十年的跌宕与取舍。 周骏鸣1910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典型的地主小少爷。可惜家学只给了他识字的本事，没有束住一颗想折腾的心。17岁那年，他揣着两本《孙子》《岳飞传》跑去投冯玉祥的西北军。枪响之后，他发现自己更喜欢站在最前排——凭胆子也凭脑子，很快就混到营长。营房里弟兄私下说他：“看着斯文，打起仗来像火药。” 1931年12月，江西宁都的夜色中，26路军倒戈的枪声把周骏鸣彻底推向另一条路。起义成功，他随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被任命为团长。毛主席对这个20出头的青年留了心，“地主家的儿子能不能走得远，要靠自己答卷”。后来的事实证明，小周把卷子写得相当精彩。 作战间隙，他被派回确山做地下工作。那是1932年春天，白色恐怖最浓的时候。国民党特务盯得严，邮路又断，他与组织失联三个月。县城土牢里，敌人用灯光熬夜审讯，他装傻充愣，挤出一句“我只是收租管账的小先生”。等到看守打瞌睡，他越狱而走，一路摸黑钻进山沟。几天后，河南省委终于收到他托人带出的情报：“敌人正准备大扫荡，请速转移隐蔽。”这张字条救了几十名骨干。 1935年初，他重返确山敌占区，肩上没有一条军衔，手里没有一支长枪，唯一的筹码是熟人和胆识。先凑六七条汉子，再缴获七八条步枪，队伍爬出山沟就敢堵公路。枪响，群众围拢，伤病员换来土炕，缴获的武器又塞进新兵怀里。三年工夫，确山游击队膨胀到千余人，被当地老百姓喊作“黑夜里的旌旗”。日本宪兵来“扫荡”，进山口前总要先放一串探照弹，他们怕那面旌旗突然扑出来。 抗日烽火里，周骏鸣被编入新四军。他最亮的一仗发生在1941年初冬的半塔。那天早晨，敌军炮火刚压上来，阵地上一半是学生兵，一半是老弱伤残。不少人手心冒汗。周骏鸣把皮带往桌上一摔：“谁退一步，给我趴地上写羞耻字！”年轻士兵被激出血性，子弹像钉子钉进日军胸口。四昼夜硬撑，主力部队赶到，敌军被迫后撤。罗炳辉后来评价：“半塔守住了皖东门楣，小周功劳最大。” 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负责后勤和作战计划。跟在粟裕身边跑前线，谈起补给，比谁都懂精细：“一个连多配五匹骡子，能多背四千发子弹，胜败就此拉开。”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机动突击八十多次，他给前线送去的第一车物资不是子弹，而是棉衣——12月天气太冷，冻伤会拖垮部队。他的思路，后勤干部学了二十年。 1949年，南京解放。周骏鸣站在总统府门口，没有欢呼，他低声说一句：“活下来的兄弟，加油干建设吧。”1950年华东水灾，他又被派到水利总局。京沪杭铁路旁，一排土黄色的堤线顶着洪水，他蹲在堤脚抠泥，皱眉道：“土质不行，得补。”工人听说这是副部长，愣住；他起身拍拍裤腿：“别看我穿皮鞋，这行当我当兵时就学了。” 时间推到1955年授衔。按照战功、资历，他获中将毫无悬念，但他执拗地递交一份申请：“已转地方，无需列名。”军委最初不同意。周骏鸣反问：“干部转业不是号召吗？要是我还拿军衔，地方同志会说转业是假，镀金是真。”几句话打动了领导，名单才缺了一个名字。这就是毛主席翻到第三页时突然发问的原因。 后来有人在北京护国寺遇见他，灰呢大衣，手拎半斤豆汁儿。“副部长好！”对方喊。他摆摆手：“叫我老周。”接着自嘲：“地主少爷早没家产，军官帽子也摘了，现在是搞水利的泥腿子。”听者忍不住笑，笑里有敬意。 1978年，周骏鸣因病去世。遗嘱只有十八个字：“河堤若固，百姓不淹，此生无憾，同志们保重。”整理遗物时，家属在抽屉发现一枚青灰色八一军帽章，边缘磨得发亮。或许那一刻，人们才真正读懂毛主席当年那句惊讶：“小周怎么没在名单里？”因为对于周骏鸣，军功章留在心里，名字写不写在纸上，早已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