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鲁迅避孕失败，儿子出生了，一直想丁克的他，看到儿子第一眼，忍不住撇嘴说：“臭小子，怪不得如此可恶。” 产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48岁的鲁迅在外面踱步，手指无意识地敲着墙壁。他的心绪复杂，这个新生命打破了他与许广平原本的生活计划，也让他不得不直面一个全新的身份父亲。 婴儿被抱到他面前时，他先不是微笑，而是微微撇了撇嘴，用手指轻轻碰了碰孩子的眉心，低声说：“是男的，怪不得如此可恶。” 旁人可能误以为他冷漠，但许广平清楚，他的心里其实是复杂的，既惊讶于生命的突然闯入，也被无力表达的柔情所困。 孩子被取名“海婴”，这名字简单，却饱含深意：既象征着出生地“上海”，也寄望孩子能平凡、安然地成长，不被时代的风雨裹挟得太过沉重。鲁迅用他独有的方式，让意外的生命被尊重，而非被概念化。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的生活节奏完全被儿子牵动。平日里冷峻如铁的鲁迅，开始认真记录婴儿每一次咳嗽和发烧，甚至托人购买鸡蛋和小米，写进日记里。 他在信中半开玩笑地向朋友报告：“我为这孩子颇忙，如果对父母能够如此尽孝，可算二十五孝了。” 他的父爱，总是夹在锋利的文字和尖锐的笔触之后。周海婴七岁那年，鲁迅在笔记本上写下：“愿他长大成人，不受我之影响，无需继承我的愤怒。” 他希望孩子避开自己一生的愤懑与尖锐，能够自在成长。正如他在多年前提倡的亲子观，“以幼者为本位”，顺应孩子的天性，而非强加理念。 在成长过程中，海婴既可以观察同学打桥牌、跳交谊舞，也可以安静地沉浸于自己的兴趣世界。 他没有被迫成为“鲁迅之子”的活标本，而是逐步形成自己的人生轨迹：后来成为无线电专家、广电总局副司长，用理性与科学书写生命，而非文学的锋芒。 尽管如此，他从未与父亲的影响绝缘。 海婴晚年将鲁迅手稿和遗物全部捐出，只留下跨越世纪的文竹标本，那盆文竹在产床旁陪伴着1929年的秋天，如今静静地躺在遗物中，比任何文字都更有温度，见证了一个家庭如何接受意外，并将意外化为生命的柔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