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哈佛大学收藏了一本人皮书，研究者们通过技术认定，确认这本书封面的人皮来自一个女人的后背，什么书竟然需要用人皮来制作？ 这事儿的主角，是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里的一本19世纪的老书，书名叫《灵魂的命运》。 看这名字，特哲学，对吧？没错，这本书就是法国小说家阿尔塞恩乌塞在19世纪80年代写的，通篇探讨的都是“灵魂的本质”和“人死后的生活”。 写完之后，作者乌塞把书送给了他的一个医生朋友，名叫卢多维奇布兰 这位布兰医生，读完这本讲“灵魂”的书，估计是“灵感”来了。他萌生了一个想法——一个在咱们今天看来，既大胆又有点病态的想法。 他觉得，既然这本书讲的是人类的灵魂，那用什么做封面最合适呢？必须是人类的皮肤啊！ 咱得在这儿停一下。这个逻辑，你品，你细品。探讨灵魂的高尚，却要用最粗暴的方式，去亵渎一个同类的身体。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讽刺。 更关键的是，他这皮肤哪来的？ 布兰医生在医院工作，他手里“正好”有一具无人认领的女患者尸体。这位女患者是自然死亡的。于是，布兰医生就从她的后背上，取下了一块皮肤，经过处理，装订成了《灵魂的命运》的封面。 在19世纪的欧洲，一个“无人认领”的穷苦病人，尤其还是个女人，她死后，她的身体似乎就不再属于她自己了。她成了医生眼中的“材料”。 布兰医生甚至还在书里留下了一张手写的纸条，非常“理直气壮”地解释了他的行为。纸条上写着：“一本关于人类灵魂的书，值得一个人类的封面。” 他甚至还补充说，他特意保留了皮肤上的毛孔，让它摸起来更有“质感”。 说实话，我看到这段描述时，心里是发毛的。这不是什么艺术，这是对一个逝者尊严的彻底践踏。 1934年，这本书，连同那张纸条，漂洋过海，被送到了哈佛大学，成了霍顿图书馆的馆藏。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它就像一个都市传说。据说，图书馆的馆员甚至会让那些胆子大的学生去摸一摸，感受一下那“独特”的触感。它成了一个猎奇的展品，一个用来彰显“历史悠久”的怪东西。 没人去问那个女人是谁。 直到2014年，科技进步了。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们决定，是时候该给个准话了。他们动用了各种技术手段，包括DNA检测。 结果出来了：确认无疑，就是100%的人皮。 这个消息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有意思的是，哈佛确认了这是人皮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它还是静静地躺在那儿。 又过了整整10年，直到2024年，也就是最近。哈佛大学终于宣布了一个决定：“下架”这本书，并且，要把这层人皮封面给剥离下来。 哈佛大学在声明里说，这么做是为了“恢复女患者该有的尊严”，并且向那些“受到这些行为不利影响的人道歉”。 这份迟到了90年的尊严，终于要被“归还”了。 咱说句公道话，哈佛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但这个“觉醒”，是不是来得太晚了点？ 从1934年收藏，到2014年确认，再到2024年决定移除。这90年里，这本顶着“哲学”名义，实则包裹着一个女性遗骸的书，被全世界最顶尖的学府之一“保护”着。 这90年，它被当成“文物”，而不是“遗骸”。 你可能觉得，这布兰医生是不是脑子有病？其实，在欧洲历史上，用人皮做书，还真不是孤例，甚至在特定时期，算是一种“风尚”。 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兼诗人，叫卡米尔弗拉马利翁。他有一位超级“脑残粉”，是个伯爵夫人。 这位伯爵夫人爱偶像爱到什么程度？她在遗嘱里明确要求：自己死后，必须从她漂亮的肩膀上取下皮肤，用来装订一本弗拉马利翁的诗集《空中的土地》。 她觉得，这是她能和偶像“融为一体”的唯一方式。据说，弗拉马利翁还真就接受了这份“礼物”。 看了这么多例子，咱再回过头看哈佛这本《灵魂的命运》。 它和前面说的几种都不太一样。 它既不是为了“惩戒”犯人，那位女患者没做错任何事。 它也不是病人“同意”的医学纪念，布兰医生根本没问过。 它更不是什么粉丝的狂热遗愿。 它更像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和冷漠。 布兰医生和小说家乌塞，他们是朋友，他们高高在上地讨论着“灵魂”。可转过头，布兰就能面不改色地从一个刚刚停止呼吸的同类身上，割下她的皮肤，只为了满足自己那个“哲学化”的封面创意。 那个女人是谁？她叫什么名字？她这辈子过得怎么样？ 没人知道。 在布兰医生的纸条里，她只是“一个女人”。在哈佛大学90年的档案里，她只是“人皮封面”。她被彻底地“物化”了，成了一个概念，一个材料。 哈佛大学这次移除封面，表示要和法国的相关单位合作，试图通过DNA等手段，找到这位女患者的后人，让她“魂归故里”。 这当然是好事。 这不仅是归还一块皮肤，更是归还一段被漠视、被践踏的历史。 说到底，这本书，它真正的“灵魂”不在纸上，而在封面上。那块皮肤，承载着一个底层女性所有的无声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