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陆小曼穷得吃不起鸡蛋时，将唯一的貂皮大衣卖掉，买来几斤大闸蟹，请3个

1961年，陆小曼穷得吃不起鸡蛋时，将唯一的貂皮大衣卖掉，买来几斤大闸蟹，请3个男人到家中大吃大喝。饭后，陆小曼红着脸说：“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 1961年秋天，上海一个老式弄堂里，一位六十出头的女画家，日子过得紧巴巴，连鸡蛋都舍不得买一口。谁能想到，她会把最后一件貂皮大衣换成几斤大闸蟹，招呼三位老画家来家吃喝？饭桌上蟹香四溢，酒过三巡，她忽然红了脸，吐露一句“不情之请”。这背后，是国家任务的紧迫，还是个人情谊的考验？ 十九岁那年，她嫁给西点军校毕业的少将王庚。王庚家世好，人也英俊，可两人性格不合，王庚太守旧，她爱自由，日子过得磕磕绊绊。1926年，她离婚，同年跟诗人徐志摩结婚。这段姻缘在外头传得沸沸扬扬，才子佳人，可实际生活不顺。她花钱大方，徐志摩为养家到处跑。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出事走了，留下她一个人扛。 徐志摩走后，陆小曼日子越来越难。她跟翁瑞午住一起，社会上说闲话不少，但她的才华谁也挑不出毛病。她画国画、写文章、搞戏剧，在文艺圈有位置。只是晚年运气差，境遇一天比一天苦。到1961年，她六十多岁，穷到买不起鸡蛋，每月就靠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的工资过活，还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挂个职。 那年上海市委有个安排，要几幅国画送给外国客人，国家脸面得顾上。这活儿落到陆小曼头上。她知道自己一个人干不动，得找人搭把手。可家里啥也没有，她不想空手套白狼。想来想去，她把唯一值钱的貂皮大衣卖了。这大衣是年轻时风光时候的旧物，卖了百来块钱。她用这钱买了几斤大闸蟹，外加点肉菜，请来三位老画家：唐云、刘旦宅、张正宇。 这三位都是上海画坛的骨干，跟陆小曼认识多年，合作过不少事。唐云画荷花有名，刘旦宅善绘猫，张正宇爱画狗，各有绝活。她请他们来家吃蟹，就是想借机说说帮忙的事。饭桌上蟹黄蟹膏吃得热乎，酒也喝得痛快。吃完后，她脸红着开口：“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原来是想让他们各画一幅，凑成几张国画，帮她完成市委的任务。 三位画家听完，没多想就答应了。唐云画了残荷，刘旦宅画了猫，张正宇画了狗，三幅画风格不同，凑一起正好。没几天，画就送上去了，外国客人看了挺满意，国家任务圆满。陆小曼一分公家钱没花，全是自己兜着。她觉得能为国家出力，就值了。 说起陆小曼这人，私生活是真乱，别人议论多。可关键时候，她从不掉链子。抗战那阵，日本鬼子想拉她下水，出千把大洋让她露面。她那时病重，缺钱治病，可就是不干，还故意邋遢样子气走对方。她不贪那点钱，也不肯丢节气。 新中国成立后，她也没闲着。五十年代，她画了不少作品，其中一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画的山水长卷，最有分量。那时候日本欺负东三省，她心里有气，画得特别用心。徐志摩死时把这画装铁盒带走，没毁掉。后来进了浙江博物馆，成了她爱国心的见证。 陆小曼这辈子，像一出老戏，起起落落。私德有亏，可对国家、对文艺的贡献实打实。六十岁后，她手头紧巴巴，从没跟组织要过一分钱。画院里她是老画家，参事室里她出主意，帮着搞文化交流。1961年那事，就是她晚年一桩小故事，透出大道理：个人穷点没事，国家需要时，得豁出去。 回想那年，她卖大衣买蟹的举动，接地气得很。上海人爱吃蟹，她知道三位老友也馋这个，用这法子拉近距离。蟹宴不贵重，可情谊重。任务完成后，她没多宣传，就继续画画。她的画风细腻，国画里带点西意，影响了一批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