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没有贪官？不是没有，是因为美国从制度上消灭了贪官，就连贪污都是合法的。 美国选举离不开巨额资金支撑，候选人若缺钱，等于自断臂膀。政治献金体系就是这其中的核心支柱。早在1971年，国会通过《联邦选举竞算法案》，试图规范捐款来源和额度，但实际执行中漏洞百出。2010年，最高法院在“公民联合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做出关键裁决，认定企业和工会通过独立支出影响选举属于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这道闸门一开，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应运而生，它们可无限额募集资金，用于广告和宣传，却不直接捐给候选人。结果，金钱洪流直冲政坛，普通选民的声音被淹没。数据显示，从2010年起，Super PAC捐款总额年年攀升，彻底重塑了选举生态。企业主和富豪借此渠道，精准投放资源，支持有利于自身政策的候选人。 2022年中期选举堪称金钱盛宴，总支出创下历史纪录，超过167亿美元。其中，Super PAC贡献了近半壁江山。参议院领导基金从黑石集团和Citadel各获2200万美元，总计2.46亿美元，用于猛烈攻击民主党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竞选中，这些资金堆砌的广告攻势铺天盖地，最终助共和党候选人逆转胜出。胜选后，该候选人迅速推动金融 政策，放松对冲基金管制，直接回馈捐款方。类似案例比比皆是，亿万富豪如马斯克等人在选举中押注重金，捐款总额轻松破10亿美元。CNBC统计显示，超级富豪的注入让选举成本飙升，候选人需不断“卖身”筹资，政策倾斜随之而来。普通纳税人眼睁睁看着税款流向私人腰包，却无力改变。 游说行业是美国政坛的另一大金矿，华盛顿K街聚集数万说客，年支出屡创新高。2023年，全美游说总开支达42亿美元，制药和健康产品行业独占鳌头，砸下3.826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67%。这些资金用于递交报告、修改草案，阻挡不利法案。全国步枪协会（NRA）便是典型代表，2023年其游说支出231万美元。尽管公众呼声高涨，枪支管制屡屡受挫。2013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震惊全国，造成20名儿童和6名成人丧生，参议员乔·曼钦和帕特·图米联手提出背景审查法案，要求加强购枪者核查。可NRA游说团队四处施压，票数卡在54张，远低于60张门槛，法案胎死腹中。受害家属的悲痛化作泡影，NRA的资金却换来政策壁垒。制药行业同样强势，PhRMA等团体动用2700万美元游说，反对医保药品价格谈判计划，保住高药价。2023年美国处方药支出超6000亿美元，人均负担全球最高。 旋转门现象进一步放大游说威力，指公职人员卸任后跳槽私企，利用人脉换取合同。2014至2019年，1718名国防部官员流入军工企业，詹姆斯·马蒂斯便是其中一员。他2017至2018年任国防部长，掌管巨额预算，巡视采购项目。2019年卸任后，即返回通用动力公司董事会，该公司此前已受益于国防合同。马蒂斯带去的关系网，帮助企业中标更多订单，通用动力股价随之上涨。类似操作司空见惯，前国务卿蒂勒森从埃克森美孚转任高管，特朗普时期多名官员进出K街公司。旋转门双向流动，说客也可入阁，利用游说经验影响决策。英国《观察家报》称K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地方之一”，并非空穴来风。这种机制让公共权力变现，官员卸甲后变身高薪顾问，纳税人资金最终肥了私人囊中。改革呼声虽高，但既得利益者牢牢把关，旋转门转得更快。 杰克·阿布拉莫夫的案例暴露了游说黑幕。他1958年生于新泽西，早年投身共和党，90年代转型说客，为企业和印第安部落奔走。2002年，他组织苏格兰高尔夫之旅，耗资16万美元，邀请鲍勃·奈伊等议员，名义度假，实为推赌场许可。阿布拉莫夫从微软和俄罗斯能源公司收8500万美元，却挪用部分资金支付无关政客竞选，坑害客户。2004年丑闻曝光，联邦调查局介入，他承认欺诈和行贿罪名。2006年，阿布拉莫夫被判43个月监禁，出狱后著书《国会惩罚》，揭行业内幕，却难洗自身污点。丑闻波及多名议员，白宫退还6000美元捐款，共和党众议员多人涉案。此案虽震动政坛，但未触及根源，游说支出反倒水涨船高。 为应对丑闻，2007年国会通过《诚实领导与开放政府法案》，要求游说者披露信息，前官员两年内禁从事游说，限制礼物交换。表面看，这加强了透明度，议员需公开会面记录，减少暗箱操作。可实际效果有限。阿布拉莫夫2011年上电视节目时直言，小额请客无效，但大笔筹款宴仍能打开大门。法案执行松散，豁免条款林立，许多官员绕道咨询角色避开禁令。2020年大选，外部团体捐款34亿美元，2023年游说支出再破纪录。制药行业继续砸钱，阻环保和价格管制法案。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偏向富豪，企业主发言权远超普通人。改革提案如推翻公民联合会裁决、公共选举资助，一到国会即被摁死。金钱与权力的绑定，让法案成空谈，公平透明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