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评价日本人， “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 左宗棠的这段话，并非刻意贬低，而是基于他对日本当时国家行为模式的观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对外扩张的意图日益明显。 朝鲜、琉球、台湾，逐一纳入其势力范围，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日本精密的国家战略与对亚洲地缘政治的主动出击。 左宗棠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邻国的野心，更是一种制度与文化价值的碰撞。他所言“知小礼而无大义”，点出了日本讲究形式，但缺乏真正的仁义之心，这种对外的礼貌常常是策略性的，而非发自内心的尊重。 “拘小节而无大德”一语，更是对日本社会在制度化建设下的伦理困境的一种批评。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确实在法治、教育、军政等方面快速西化，但这种快速的制度移植，并未同步提升社会的整体价值认同。 制度可能规整了外在行为，却难以塑造内在道德。左宗棠所言的“大德”是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仁义礼智信”，而在他看来，日本社会的制度化可能遮蔽了这一更高层次的道德追求。 “重末节而轻廉耻”这一判断，在当时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中也并非无的放矢。日本在外交上表现出的灵活有余、底线不足，常常以利益为准绳，哪怕是以背弃承诺为代价。 这种行为在左宗棠看来，就是典型的“轻廉耻”。对他而言，一个国家若失去基本的信义和耻感，即使制度再先进，也无法赢得真正的尊重。 而“畏威而不怀德”则更具现实针对性。左宗棠意识到，日本作为一个新兴强权，在面对更强者时往往恭顺，但这种恭顺并非出于敬仰，而是为了规避风险与寻找下手时机。 反之，若对方示弱，日本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侵略。从对待清朝的礼貌周到，到甲午之后的翻脸不认人，这种态度转变，恰恰印证了左宗棠的判断。 日本在当时的对外战略中，确实存在“强必盗寇，弱必卑伏”的倾向，对强国以外交辞令周旋，对弱国则以武力压制，毫无顾忌。 回到当代，世界早已不是十九世纪的格局，日本也经历了从军国主义到和平宪法国家的转型。 但左宗棠留下的观察框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国际行为的道德坐标。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博弈更多地体现为规则之争、价值之争、话语权之争。 从历史角度看，左宗棠的这段话是一种警醒。他并未鼓吹仇视，而是试图唤起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深思。 一个国家若不能识破他国的真实面目，就难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立足。左宗棠的担忧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警惕，更是一种对自身文化自信的呼唤。 他在新疆平叛、经营西北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文化人”，强调中华文明的力量，这种认知在他对日本的评价中亦有所体现。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晚清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然而，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他国的本质与动机，依然是必要的能力。 左宗棠的这段话，不应被当作简单的民族情绪化表达，而是要作为一种历史经验的提炼与文化判断的范本，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 或许，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不仅是他看问题的敏锐与深刻，更是那份身处乱世却依然坚守文化立场的定力与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