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又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让华国锋掌握实权。 一桩任命落定的那天是1976年4月7日，屋里静得只听见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文件写清了两件事：国务院总理归他，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也归他。 名字稳稳压在红头文件的末尾，像一块石头按住风口。旁的人还在猜，他却像早把风向记在心里，既不炫耀，也不退缩，照例把手边的记录本翻到空白页，写上日期。 说他能扛得住，并不是凭一句“老实人”的名头撑起来的。 往前翻，1963年初在长沙，毛主席点名要听情况。他对着主席不拐弯，三句话掐在要害上：人瘦了，牛瘦了，地也瘦了；农具要五年恢复，耕牛要七到十年；风气坏，粮心散。 屋里没人接话，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在会上讲“干部要讲真话”，又对湖南的同志说“这小伙子实在”。 这个口碑不是夸人会说话，而是认他不怕说。 1921年2月16日，山西交城，阴历正月初九，他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本姓苏，名铸，六岁没了父亲。1936年3月20日，红军东征路过交城，开仓济粮，讲抗日，他在职业学校念书，眼睛亮起来。1937年11月13日，日本骑步兵500人占领了县城，汉奸重立维持会。日子跟沙子一样往指缝里漏。 1938年6月，不和母亲打招呼，和同学步行八十多里进了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改名“华国锋”，自己给自己下了决心，十七岁，入了党。 战火里学会的东西，后来都派上用场。1940年2月，他回交城当牺盟会秘书、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夏天带人下山，县公安局长擅离回太原，他立刻撤回干部，几十人脱险。交城山多平川少，离太原55公里，敌人汽车一个多小时能到，反复“扫荡”，晋绥八分区的日军有四千，伪军两千。 1942年秋，他被点将，担起三区对敌斗争主任，盯住芝兰这个咽喉。做法不花哨：十五里内坚壁清野，搬家；敌人只剩一口井，离碉楼几百米，他派民兵卡水，把碎头发撒进井里，淘不尽，守着井没水喝，守着山没柴烧。 1943年7月21日，芝兰、岔口的敌人炸毁据点撤走。很快传到延安，毛主席发来电报，鼓励“像八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芝兰那口井后来搭了棚子，留着给人看。 战友的名字也没丢。段祥玉、崔三娃、韩凤珠被授晋绥边区特等民兵战斗英雄，1944年12月去兴县开群英会，作家马烽、西戎根据他们写出《吕梁英雄传》，传得很响。他自己不爱多话，习惯把人和事都记在小本子上，翻得卷了边。 解放在即，1949年3月，他离开阳曲县，赴南下队伍，一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就在盂县这边认识了韩芝俊。那位是1931年生于五台的姑娘，抗战家庭出身，十一二岁当儿童团指导员，1945年入党。婚礼没酒席，供给制的日子一穷二白，她穿单鞋，春寒料峭，就用绳子把裤腿扎紧。 6月，他到湖南湘阴任县委书记。 1950年初，长子苏华出生。1951年7月调湘潭，当县委书记兼县武装部政委，三十岁，背个挎包跑遍每个村子。1952年10月兼地委副书记、专员，两年后任地委书记，算起来，从1945年担山西交城县委书记始，做县委书记的日子整十年，这十年让他把基层工作的筋骨练得结实。 1959年，庐山风云之后，湖南省委调整，毛主席提名他任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1961年11月，彭德怀回湘潭调查，他热情接待，私下说了一句“从这几年实际看，彭总当年看得远”。 12月17日，他专程告知即将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彭德怀在12月26日离湘回京，他设宴饯行。那阵子，他对“大跃进”里的虚浮和瞎指挥已憋了一肚子意见，1959年秋在长沙谈起这些事，直呼“讲的都是实话”，对照党章里党员的权利，他扼腕良久。 1964年回长沙主持政府工作，分管工交财贸，韶山灌区工程抓得紧。 雨天去云湖天河看质量，鞋上全是泥。等到1966年风浪扑面，他不愿“亮相”。群众组织越吵越凶，他和万达贴大字报，劝“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眼被“工联”抓走，关了四五十天，夜里换地方，批斗会上他剃了小平头，少挨了揪拽。妻子韩芝俊被拉出去游街，他背个小包，里面装着牙刷毛巾和换洗衣服，见哪里需要检查就去哪里。 形势一转，电话从北京打来。 1967年6月14日深夜三点，周恩来第三次催话，要“把人找着”。广州军区詹才芳执行，几经周折，他被押到机场。临上机前，对方要他表态，他一句“不能表态”，后来竟被盗用名义写了声明。 到北京后，人们才知道，他不是靠“亮相”站出来，而是中央从乱局里“捞”上来的干部。 有人把他的性格总结成四个字：不争不抢。 可事实更像另一句老话：不言自重。文件递上去，签名写好，他仍旧把日程排得密密匝匝。 屋角的旧相框里留着1955年的合影，他站在长沙的阳光里，没有赢面，也没有输相，只把目光落在镜头外的某个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