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稼先在临终前提出想要在去看一眼天安门，可当他乘坐的轿车驶过天安门时，他忽然对一旁的妻子问道：“30年后，国家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2024年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游客中，一群小学生举着“致敬邓稼先”的手绘牌走过。 带队老师指着城楼轻声讲解：“当年有位科学家，临终前特意来看天安门，担心大家忘了他的事业。” 孩子们仰着脑袋追问“他是谁”，而不远处的国家博物馆里，“两弹一星”展区的邓稼先照片前，总有人驻足凝视——这是对1986年那个夏天，他那句追问的最好回答。 1986年7月，北京的轿车缓缓驶过长安街。 邓稼先靠在座椅上，化疗后的头发稀疏苍白，枯瘦的手紧紧攥着妻子许鹿希的手。 城楼上的国徽在阳光下发亮，他忽然轻声问：“30年后，国家还会有人记得我吗？”许鹿希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侧过头看着丈夫眼里的眷恋，用力点头：“会的，永远会。” 那时他刚经历第三次大手术，癌细胞已扩散全身，连呼吸都带着疼，却还在牵挂“为国铸盾”的事业是否有人传承。 这趟天安门之行，是他反复请求才获批的。 组织早给配了专车，可他很少用，总说“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直到最后实在念着，才在家人搀扶下坐进车里。 路过西单时，他看着街上的行人、自行车，轻声说：“当年钻戈壁时，就盼着国家能这样安稳。” 许鹿希知道，他想起了三十多年前——1950年，他放弃美国普渡大学的优渥条件，揣着回国的机票，心里满是“让国家不再受欺负”的念头。 1958年的戈壁滩，风裹着沙子打在帐篷上噼啪响。 邓稼先带着团队住简陋帐篷，吃掺沙子的窝头，夏天帐篷里热得像蒸笼，冬天冻得连钢笔都握不住。 作为核武器研究院核心，他连给妻子写信都要加密，信里只说“一切安好”，绝口不提核试验的危险。 有次实验出现意外，辐射碎片散落，他不顾同事阻拦，冲进去徒手捡碎片，事后只说“我有经验，没事”。 可从那天起，他的身体就埋下病根，后来医生说，这场意外加速了癌细胞的扩散。 那些年，他和于敏等同事用算盘推演核反应数据。 一张又一张草稿纸堆得比人高，算珠声常常响到天明。 有次数据反复核对都不对，他熬了三个通宵，终于在晨光里找到误差，激动得拍着桌子：“对了！就是这里！”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蘑菇云升起时，他和同事们没欢呼，只是默默流泪——这朵云，撑起了国家的安全伞。 可这份功绩藏在保密条例后，外界只知核试验成功，却不知道有个叫邓稼先的人，为此耗尽了青春。 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直肠癌，住进医院。 病床上，他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和于敏一起写核武器发展建议书。 笔尖颤抖着，字却一笔一划很清晰，每个数据都反复核对，生怕出错。 止痛针的剂量越用越大，他疼得额头冒汗，却还念叨：“不能让国家在核领域落后……”组织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接过奖章时，手都握不稳，只轻声说：“这是大家的功劳。” 直到同事们来探望，家人才拼凑出他这些年的经历——原来那个总“失踪”的丈夫、父亲，一直在做惊天动地的大事。 如今，邓稼先的名字刻进了课本，戈壁滩的试验基地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年都有学生来这里，听讲解员讲他徒手捡辐射碎片、用算盘算数据的故事； 合肥、深圳等地有了“稼先路”，路边的铭牌上写着他的事迹，提醒着路人这份安宁的由来。 1999年，国家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奖章上的光芒，恰似当年他亲手点燃的蘑菇云。 许鹿希晚年常去学校讲他的故事，每次都会说：“他从未想过被记得，只盼着国家强大、人民安稳。” 2024年的天安门广场，依旧车水马龙，人们安居乐业。 孩子们在“稼先路”上嬉笑奔跑，年轻人在博物馆里认真阅读“两弹一星”的历史。 这就是对1986年那句追问最响亮的回应——邓稼先从未被忘记，他和同事们铸就的核盾牌，让国家有了底气；他“为国铸盾”的精神，正被一代又一代人传承。 如今天安门的阳光依旧温暖，而这份温暖背后，藏着他毕生的守护，也藏着一个民族对英雄永远的铭记。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邓老，多少年后，人们依然会记得你们 学习军团《“两弹元勋”邓稼先:许身国威壮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