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大汉奸赵玉昆被捕后，供出一名同伙，此人竟是解放军68军参谋长宋学飞，杨成武急称 误会，两人曾是战友，为何如今一人成了汉奸，一人成了高官？ 秋风卷起尘土，北平监狱的铁门在夜色中发出沉重的声响。押解名单上，“赵玉昆”三个字格外刺眼。审讯室灯光雪亮，提审官翻动卷宗，问到同伙姓名时，赵玉昆迟疑片刻，吐出一个意外的名字——“宋学飞”。 消息传到军区，警卫战士立刻赶去核实。上报到总部，负责审批的杨成武看完材料，沉着地说了一句：“那不对。”两人确实都来自冀中一带，早年还在同一支抗日武装活动，如今一个已戴军帽、披金星，一个穿囚衣、待问罪。 易县的山风冷厉，三十年代末那片山沟曾是抗日根据地。年轻的宋学飞在那时带着一支由农民、学生组成的救国军，从泥泞中摸索阵地，从游击战到正规战，一步步打出名声。 队伍并不稳定，许多地方武装来投靠，有的心向抗日，有的只想混口饭吃。赵玉昆就在那时混入队伍，出手狠、心思杂、嘴巴快，手里握着一把旧盒子枪，总喜欢摆在腰间。起初立过功，逐渐暴露野心。组织要求整编时，他拒绝交枪，还怨声不断。 部队干部看出问题，将其调离，未过多久，赵玉昆就带人消失在山林。 华北的冬天漫长，1940年前后，日伪势力已渗入冀中。地方谍报传来：赵玉昆投了伪方，带着原部下充当向导。晋察冀军区下令通缉，他却躲进敌人碉堡。 到1941年秋，狼牙山周围形势紧张，赵玉昆带路引来大股日伪军。合围打响，几名八路战士掩护群众转移，被困在山顶。 狼牙山五壮士的名字自此写进党史，而赵玉昆的名字，被钉在通缉令上。那一刻，命运的岔口彻底分开。宋学飞被调入冀中军区担任参谋职务，参与布防；赵玉昆穿着伪军皮靴，在山下做引路人。 解放战争打响，宋学飞已经成了第68军的参谋长。部队从太行山出发，打到平津前线，奔波在作战地图与指挥电话之间。 夜里，他常趴在地形图上计算阵地角度，前线一旦吃紧就带通信兵冲上去。档案记录中，他几乎没请过假。新中国成立时，这个名字出现在部队功劳簿上。 与此同时，公安系统在北方展开对旧伪特的清查，赵玉昆被举报、追捕、押解，一切在1950年收网。老乡认出他时，他正想逃去天津。手铐扣上那刻，他没有反抗。 面对审问，他提到“宋学飞”三个字，或许想借旧情混淆审查，或许只是临时编造。材料上交后，很快核实：宋学飞当时正任职军区，档案清晰、行踪明白。案件结论写着：“供述不实，系虚构。” 赵玉昆的案件走向结局。保定地区召开公审大会，山野间挤满围观群众。公判长宣读罪状，列出叛敌、通风、带路、害死同乡的条目。风吹动旗帜，声浪起伏，赵玉昆站在台上，神情麻木。 被押往刑场时，他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山。那片山脊，曾是他最熟悉的地形。几十公里外，宋学飞在军区作战会议上签署文件，准备新的防务布置。文件下方的签名笔迹稳重清晰。不同的选择，带出两种结局。 1951年春，宋学飞奉调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参谋长。列车在满洲里停靠时，他站在车窗前看雪。同行干部提到国内镇反消息，说起赵玉昆那案，他只是沉默，目光落在远方。 战场形势严峻，他带领参谋部整理地形图、修通信线，记录着每一场战斗的坐标。后来返回国内，调任河北省军区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区文件上记载：作风严谨，处事冷静，不擅言辞。1961年晋升少将。档案显示，他生前从未再谈过那个名字。 命运在一张纸上留下两行记录，一行是军功表，一行是判决书。两人都出自易县，同在抗战初期举过枪，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宋学飞的路线清晰——服从命令、坚持信念、执行到底；赵玉昆的路越走越窄——怀疑组织、追逐私利、落入敌伪。历史并不偏袒谁，只在关键时刻检验选择。 五壮士的故事被写进教科书，宋学飞的名字常被提及在老干部名录中，赵玉昆则被记作叛徒。时间的天平不发声，却从不出错。 山风依旧，易县的山脊在黄昏下泛出青色。山下纪念碑上刻着五个烈士的名字，碑体不远处，一块无名墓碑静静立着。档案中再无“赵玉昆”的下落。 地方志编者只留下简短一行：“伪方带路者，已依法惩处。”宋学飞的后人回乡祭扫时，顺手拨开碑前的草，抬头望着山顶。 历史的回声穿过风，提醒着后来人——每一次背叛与坚守，都会在岁月深处留下印痕，不会被尘土掩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