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芝加哥，杨振宁还只是个年轻的中国学者。那时候的他，刚拿到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租着简陋的小宿舍，白天在实验室帮费米做研究，晚上在挑灯攻读博士。冬天的芝加哥冷得要命，路面结冰，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做了一件意外的事——和同学一起合资买了一辆车。
那是一辆浅绿色的二手四门的雪佛兰Styleline，战时的底子，早已过了巅峰期，启动时要踹几脚油门，还常在半路抛锚。
杨振宁请朋友马歇尔·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教他开车。罗森布鲁斯是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一个比他略年长的天才理论物理学家，后来也参与了美国的核聚变研究。
学会之后，杨振宁又教李政道和同学凌宁学车。于是，这三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合力凑钱买下了那辆旧雪佛兰，打算趁暑假一起出游。他们从芝加哥出发，沿着66号公路一路向西，经过大草原、落基山、黄石公园，直到太平洋沿岸。
我无法想象，这一路上，三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会聊些什么？是物理定律？还是最近所做的研究？或者会聊到中国的未来？只是那个时候大家的命运还都看不清。但过了几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出现在1957年的诺贝尔奖名单上，凌宁也成为了分子生物学家。
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杨振宁先生时，我们会想起那场改变物理学进程的“宇称不守恒”发现；而在历史的光影之外，那个在冰雪城市里推着旧雪佛兰、执拗前行的年轻人，一样坚定，一样向前。那，也是杨振宁。
愿先生安息，在记忆的远方，驶向他所相信的世界。
杨振宁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