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朱枫烈士本人，不是演员。 她出生富商家庭， 从小喜欢木兰从军，秋瑾革命的故事。 1937年，她卖掉金石字画用于支援抗战，开办“镇海技艺传习所”收留难民； 1938年，她为武汉新知书店捐款500大洋； 1939年，她为台湾抗日义勇队捐款800大洋； 最后，她卖掉母亲留给她的3克拉钻戒，换来6400元支援革命出版事业。 1945年皖南事变后，她三进三出上饶集中营。 谁能想到，这个从小被家里宠着、穿绫罗绸缎的富家小姐，骨子里藏着一股子“不认命”的劲。朱枫小时候读私塾，先生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偏要把木兰、秋瑾的故事抄在绢帕上带在身边，跟父亲说“女子也能当大事”。那时候她家里开着钱庄、布庄，是镇海有名的富庶人家，可她从不跟别的小姐比穿比戴，反倒总往街尾的书铺跑，抱着进步书籍一看就是一下午。 1937年战火烧到镇海时，朱枫刚满30岁，丈夫早逝，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却没想着躲到安全的地方。看着街上流离失所的难民，她当天就把家里的藏书楼腾了出来，又跑遍城里的当铺——那些父亲留给她的金石字画，有宋代的碑帖、明代的墨宝，以前她连灰尘都舍不得让沾，那天却咬着牙全当了出去。换来的钱，一部分办了“镇海技艺传习所”，教逃难的妇女纺线、织布，让她们能靠手艺活下去；另一部分直接送到了前线，给战士们买棉衣、药品。传习所里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父母都在战火里没了，朱枫把她带在身边，晚上给她缝衣服，白天教她认字，小姑娘后来回忆说：“朱先生总说，咱们不只是要活着，还要活得有骨气。” 她捐出去的那些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1938年的500大洋，相当于普通工人四五年的工资，够一家人舒舒服服过一辈子；1939年给台湾抗日义勇队的800大洋，能买两百多支步枪的子弹。可朱枫从不心疼，直到后来卖掉母亲的钻戒，她才红过一次眼。那枚3克拉的钻戒，是母亲临终前塞给她的，戒托内侧刻着“平安”两个字，她戴了十几年，连睡觉都舍不得摘。可当革命出版事业缺经费，连印进步书籍的纸都买不起时，她没犹豫，拿着钻戒就去了上海的珠宝行。珠宝行老板想压价，说“现在兵荒马乱，这东西不值钱”，她冷冷地说“我不是卖首饰，是换条路——让更多人能看清方向的路”，最后咬牙接受了6400元的价格，一分不差全捐了出去。 最让人揪心的，是1945年那三进三出上饶集中营。第一次进去，她伪装成给狱友送衣物的家属，把情报藏在鞋底的夹层里。狱警搜查时，拿着刺刀戳她的包裹，她面不改色地说“都是给我弟弟的换洗衣物，你们要是不信，就搜”，硬是凭着镇定蒙混过关。第二次是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她提前跟狱里的联络员接上头，趁着放风的时候把越狱的路线画在烟纸上，塞给同志，自己却因为被怀疑，在集中营里被关了半个月，每天只给一碗稀粥，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第三次最危险，她的身份差点暴露，敌人把她绑在柱子上逼问，她宁死不吐一个字，最后靠着外面同志的接应，才趁着暴雨逃了出来，胳膊上被刺刀划的伤口，留了一辈子的疤。 有人问过她，好好的富家小姐，何必把自己折腾得这么苦？朱枫只是笑着说“我穿绫罗绸缎的时候，看着别人饿肚子，心里不安”。她不是不知道危险，不是不心疼那些宝贝，可在她心里，比起个人的安逸，更多人的希望才更重要。那些她卖掉的字画、钻戒，那些她在集中营里受的苦，都成了她心里“当大事”的底气——就像她小时候崇拜的木兰、秋瑾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扛起了属于女性的担当。 后来有人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一个泛黄的小本子，里面记着每一笔捐款的去向，却唯独没写自己的付出。本子最后一页，是她抄的秋瑾的诗：“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这哪里是抄诗，这分明是她用一生写就的誓言——出身富贵，却不耽于享乐；身为女子，却勇担家国大义，这样的朱枫，比任何演员演绎的角色，都更让人热泪盈眶。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