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两岸正式开放探亲。一位名叫叶依奎的地下党，混在探亲队伍当中，回到了大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情报人员谢汉光。他的身上，带着一份至关重要的百人名单，这份名单让沉寂了38年的真相得以大白天下。 1988年，一份藏在台东农民“叶依奎”背包暗格里的百人名单，随着两岸探亲的人流，踏上了广东丰顺的土地。 这份用炭笔书写、油纸包裹的名单，被70岁的老人攥得温热，而老人瘸着的左腿、衣衫上的补丁，都藏着一段跨越38年的隐秘过往——他根本不是叶依奎，而是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谢汉光。 名单上的每个名字，都刻着血与火的印记。 刘光典，1949年赴台担任交通员，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时因叛徒出卖被捕，1959年被处决，却被污蔑为“叛徒”，家人蒙冤38年； 这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英雄，能重见天日，全靠谢汉光用半生守护的这份名单。 而这份名单的诞生，始于1950年台湾那场毁灭性的白色恐怖。 特务头子谷正文随即展开全岛大搜捕，时任台湾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所长的谢汉光，名字赫然出现在通缉令的前列。 危急关头，战友张伯哲托人送来一张写着“伯哲急嘱：速离！”的纸条，还有30元钱。 谢汉光立刻弃职逃亡，赤脚钻进了台东原始森林，身后是紧追不舍的特务，身边是毒蛇猛兽，他只能靠野果和溪水充饥，在深山里漫无目的地躲藏。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善良的高山族老人杨溪伯，老人收留了他，可没过多久，老人的儿女担心受到牵连，执意要将他赶走。 走投无路之际，谢汉光掏出身上仅有的两枚婚戒，恳求一个村子的村长收留，村长看着户籍册上失踪多年的村民“叶依奎”。 最终同意让他顶替这个身份，从此，林业专家谢汉光消失了，世上多了一个大字不识、靠种地砍柴为生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 在深山隐居的38年里，谢汉光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他把入党证明、军政要员动向笔记和这份百人名单用油纸层层包裹，缝进棉衣夹层，每逢雨季就拿出来晾晒，怕纸张受潮；遇到台风，他最先护住的就是藏着名单的棉衣。 村民们见他孤身一人，多次给他介绍对象，他都摇头拒绝，只说“老家有人在等我”。 每到夜深人静，他就会独自爬上后山，朝着大陆的方向眺望，默默呼唤着妻子曾秀萍的名字。 这份牵挂，始于1946年的那场告别。 那一年，29岁的谢汉光刚与曾秀萍新婚9天，妻子腹中已孕育着新生命，可他接到了组织的任务——以林业专家的身份赴台潜伏。 谢汉光是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的高材生，1942年毕业后在柳州农场当技师，后来升为主任，还曾把农场打造成地下党转移的避风港，1945年在香港正式入党。 他的农业专业背景是绝佳掩护，国民党赴台时带走了大批农业专家，他能顺利融入其中。 告别时，他只对妻子说了一句“等我回来”，便登上了赴台的客轮，没想到这一别，就是42年。 到台湾后，谢汉光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迅速在林业试验所站稳脚跟，升任莲花池分所所长。 他借着身份便利，把张伯哲、梁铮卿等同志安插进林业系统，还协助陈仲豪、徐懋德等人进入基隆中学，把学校打造成传递进步思想、联络党员的秘密据点。 深夜里，他伏案编写《光明报》传单，桌上摆放的结婚照，是他孤绝岁月里唯一的精神慰藉。 1987年深秋，收音机里传来台湾开放探亲的消息，70岁的谢汉光激动得双手发抖，他翻出珍藏多年的党员证，上面“谢汉光”三个字早已泛黄，却在他心中重如千钧。 1988年，他卖掉了在台东的所有家当，换了一张前往大陆的机票，通关那天，他把“叶依奎”的身份证攥得满是汗水，背包暗格里，是那份被他誊抄了无数遍的百人名单。 当汽车驶入广东丰顺县埔寨镇，谢汉光远远就看到竹篱边站着一位白发老妪，正是他牵挂了42年的妻子曾秀萍。 曾秀萍告诉丈夫，他离开后三个月，儿子就出生了，她靠着织渔网独自把孩子抚养长大，无论旁人如何劝说改嫁，她始终坚信丈夫会回来，年年都去妈祖庙点长明灯祈福。 重逢的泪水里，是42年的等待与牵挂。 回到大陆后，谢汉光的身份核实颇费周折——化名38年，档案缺失。 组织部门派人赴台湾查阅旧档案、寻找当年的幸存者，经过数月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整核实了他的身份和革命经历。 1995年，当谢汉光亲手接过恢复党籍的文件时，泪水滴落在“党龄连续计算从1946年起”那一行字上，多年的坚守与等待，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 后来，在老战友陈仲豪的陪同下，谢汉光前往汕头烈士陵园，在张伯哲的墓前，他酹了三杯酒，轻声对老战友说：“兄弟，咱们的清白，终于回来了。” 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像谢汉光这样的地下工作者还有很多。 这些隐秘战线上的英雄，用青春和生命坚守信仰，他们的故事，是跨越海峡的精神丰碑，永远值得被铭记。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