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引驰：多元文化样式的综合性，是早期文学的又一特征。比如《诗经》《楚辞》的相当大一部分，都和音乐结合在一起，是可以歌唱的，而非像现在的文学那样拿来阅读。早期文学往往是综合性的艺术，并非纯粹的书面语言艺术。从西汉开始，文学发生了转变，逐渐趋向于书面的文字，这在赋这种体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汉大赋篇幅极长，可以用特别的声调去诵读，但无法去唱，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是完全脱离音乐、以文字为主的文学作品，这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转变。许多汉赋看起来就像字典，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把各种鱼字旁、木字旁、山字旁、石字旁的字堆在一起，比起实际上用来诉诸听觉的诵读，让人关注文字本身而非音乐、声调。这很像当代作家王朔所说的“码字”，他说文学实际上并不高深，就是由工匠把字排起来，形成一个产品。这种说法招致许多不满，但倒很符合中国古代的观念，从汉代到六朝，许多文章都是由文字堆叠、连缀而成。现在很多学者认为赋实际上是一种字书，起到帮助识字的功能，这实际上反映了文学从重视音乐转向重视文字（参见 ）。对于合乐表演的文学，旋律的重要性肯定压过文字，而赋在脱离音乐之后，就开始注重文字的选择和组合，发展出修辞的意识，成为中国文学史演进的重要线索。
我认为在早期中国文学中，音乐与文字之间的张力值得关注。从《诗经》到汉代乐府、早期古诗，文字都非常质朴，比如“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用大白话表达人生的终极感慨；到东汉后期，脱离音乐的五言诗发展起来，就开始注重修辞了，比如曹植的诗中出现对仗，开始使用一些特别的辞藻。三曹既是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文学成就也很高，他们的作品与音乐的关系是逐渐降低的。曹操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可歌唱的乐府，《三国志·周瑜传》载“曲有误，周郎顾”，可见周瑜也精通音乐，当时人多喜欢音乐，可见一斑。到了曹植，不入乐的作品增多，《文心雕龙·乐府》就说“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而一旦脱离音乐，就要格外注重文字本身的美，从而打动人心。之所以五言诗从曹植开始变得华美，我想与脱离音乐有关。
到南朝齐梁时期，讲究格律的近体诗开始产生，并在唐代最终成型。脱离音乐后，诗歌要建立起文字本身的音乐性，于是开始探索声调、韵律的规律，讲究平仄的变化，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