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分子也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 说起新中国成立后怎么处理国民党战犯，得从头捋一捋。那时候，解放军抓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总共一千多人。这些人有的指挥过大战役，有的负责过后勤，总之都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骨干。新中国没像国民党想象中那样一刀切，而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建了个叫功德林的地方，就在北京西郊。那里不是监狱，而是管理所，目的是通过教育让他们慢慢转变。想想看，这些人从战场上被俘，扔进一个陌生的环境，得适应多久？从1950年开始，政府就定下政策，不杀、不辱待，给他们发衣服、吃三餐，还组织学习。功德林里建了教室、图书馆，甚至有操场，让他们劳动改造。不是逼着干活，而是通过种菜、修鞋这些事，让他们体会普通人的日子。国民党那边天天宣传大陆会虐待俘虏，结果这些战犯写信回去，说待遇不错，这反倒让台湾当局尴尬。政策的核心是改造人心，不是单纯关人。早期释放的那些，都是表现好的，先从小批开始，逐步扩大。这套做法，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长远打算。 功德林从建起来，就没停过教育工作。战犯们每天早起，参加集体学习，读报纸、听讲座，内容从国内形势到国际大事。管理所里分级管理，一号所关高级将领，二号所关中层军官。像杜聿明这样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就在一号所。他1948年辽沈战役被俘，那时候部队溃败，他被押解到北京。进功德林后，他从排斥到慢慢参与讨论。教育不是空谈，还结合实际，让他们写自传、谈心得。1959年第一次大规模特赦，就放了33人，包括杜聿明、王耀武这些大将。杜聿明出狱后，没闲着，加入政协文史委员会，写军事回忆，提供经验给国防建设。其他像宋希濂、陈长捷，也都成了文史专员。特赦不是白给，得看悔改程度。那些写出诚恳检讨的，先走。剩下没放的，自然是顽固派，数量越来越少。到1970年代初，只剩200多人，大多年纪大，身体差。政策一贯是宽大，但也讲原则，得有转变迹象。这批人关了20多年，国民党那边还想拉拢，可大陆这边稳扎稳打，不急不躁。 1975年这事儿，得说说背景。那年2月，毛泽东身体虽弱，但思路还清晰。他问起功德林剩下国民党战犯的事，当时工作人员汇报，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没放。毛泽东直接指示，全放了，包括那13个最顽固的。名单上这些名字，都是国民党里的硬骨头，像黄维这样的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1904年生，黄埔一期出身，抗日时打过日军，淮海战役被俘后，一直不服管教。杜聿明比他早放，1959年就出去了，两人同是黄埔同学，却路径不同。华国锋当时是副总理，带名单汇报，说这些人不符合条件。毛泽东一句话：放了算了。这决定来得突然，但合乎逻辑。之前特赦五六次，都是有条件的，这次无条件。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全部释放。为什么选这时候？一方面，这些人平均70多岁，身体扛不住；另一方面，体现政策连续性。国民党战犯总数从一千多，到1975年清零，这是个里程碑。释放时，政府还发路费、安家费，让他们回家或去亲戚那。十来个人申请去台湾，中央批准，还帮办手续。这不光是人道，还堵了台湾的嘴，他们没法再编故事说大陆不讲道理。 释放这些顽固分子的过程，没那么简单。名单上13人，都是拒不认错的，像黄维、段苏权这些。黄维在功德林呆了27年，从不写检讨，教育组费了不少劲。杜聿明早年病重，组织从香港买药救他，黄维也得过类似照顾。可黄维就是不松口，坚持国民党立场。特赦前，管理所有过讨论，会不会出乱子？但事实是，年龄摆在那，他们翻不起浪。1975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决定，发释放证。战犯们领证时，有人收拾行李，有人签字。出狱后，大多在北京落脚，住简易房，吃低保。黄维拒绝台湾补发薪水，那笔钱够他下半辈子花，他撕了信，直接回绝。杜聿明那边，早几年就融入，写书、讲课，给年轻人传授战术。其他释放者，有人去美国定居，像陈士章，1975年出狱后移居那边。有人留大陆，从事文史，整理旧资料。政策没强求去留，随他们选。这批人出狱，没闹事，反而安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