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杨开慧被敌人残忍杀害。但其实，她还有一口气，如果得到救治，有活下来的可能。可是，因为一个农民，她还是壮烈牺牲了…… 1930年的长沙，秋风像刀一样刮在脸上。 识字岭外，行刑队撤离半个时辰后，一个女人趴在草丛里，背上两个弹孔，血顺着衣角往外渗。 她的手指还在动，像是在抓住最后一丝活的希望。 只要有个医生，只要有人把她抬起来，也许她真能活下来。 可命运就是在这一刻合上了门——赶来的士兵举起枪，对准她的头，扣下扳机。 枪声过后，杨开慧死在了那片潮湿的土地上，年仅29岁。 很多人知道杨开慧是毛主席的妻子，是“我失骄杨君失柳”的主角。 但如果撕掉这些历史标签，她更像一个被时代裹挟的普通女子：有才情、有脾气、有血有肉。 杨开慧不是天生要去死的人，她也曾在小院里晾孩子的尿布，也为柴米油盐发过愁，也会因为丈夫的远行彻夜失眠。 可命运让她走上了一条注定回不了头的路。 杨开慧出生在湖南长沙板仓，家里是书香门第，父亲杨昌济是北大教授。 那是个读书人能改变命运的年代，她从小背《论语》，写诗填词，老师夸她聪慧，街坊都说她是“开明小姐”。 13岁那年，她随父亲去了北京，进了女子师范附小。 那是杨开慧第一次见到“新世界”，短发女学生、讲民主的老师，还有课本里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 从那一刻起，她不再是板仓那个温顺的少女。 父亲去世后，杨开慧回到长沙，考进周南女校。 那几年，她变得倔强又敏感，别人关心嫁人，她关心救国。 她常对同学说：“女人不只是妻子和母亲，也能做大事。” 那时的她常常偷偷读《新青年》，看鲁迅、陈独秀的文章，一边看一边流泪。 19岁那年，杨开慧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了湖南最早一批女革命者。 也是那一年，她遇见了毛主席。 两人常在杨家后院谈书论事，毛主席那时还是个穷教师，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说话带着股倔气。 杨开慧被那股理想劲儿吸引，也许那时她觉得，他不是凡人。 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几位亲友喝了碗米酒就算拜堂，她没有嫁进豪门，却嫁进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婚后，杨开慧先后生下三个孩子，可她从不是那种只守家务的贤妻。 毛主席外出组织革命，她就带着孩子在长沙周边办女工夜校、农民班，教认字、讲政策。 有时晚上特务搜查，她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把文件塞进被褥里。 她说过一句话：“我怕死，但更怕白活。” 那时的她，也许没意识到，这句话会成为她的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长沙陷入白色恐怖。 街头巷尾贴满了通缉令，何键的部下悬赏1000大洋捉拿毛主席的妻子。 别人劝她逃，她摇头说：“走了，谁去传消息？谁去联系乡里？” 她装成农妇，背着篮子进村，嘴上说卖鸡蛋，篮底藏着密信。 她的胆子之大，连老乡都替她捏汗。 1930年10月的一天，她从长沙回板仓探母，半路被密探余连珊的人马包围。 那伙人装作卖陶罐的农贩，一把将她擒下。 她和大儿子毛岸英一同被押进司禁湾监狱。 审讯官许诺：只要公开脱离毛主席，就能放人。 杨开慧沉默良久，只说了八个字：“死不足惜，唯愿成功。” 那一刻，她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而是一个坚定的信仰者。 后来有人说，她其实有活路。 南京那边不少名流为她求情，何键也一度犹豫，可她不肯妥协，命运的天平就此倾倒。 行刑那天，杨开慧走得很慢，身边的士兵都在低头。 她穿着洗得发灰的棉衣，没有哭，也没有喊。 有人问她最后想说什么，她淡淡一笑：“我只有一个愿望，毛先生的事业能成功。” 那一枪打下去，长沙的天似乎都暗了，她倒地时，还有气。 行刑官走后，没人理她，过了午饭，派去“收尾”的士兵发现她还在喘。 那人叫姚楚忠，是个醴陵出身的农民兵。上级命令他“补一枪”，他就照做了。 多年后，他在劳改农场里承认，自己那天只是执行命令。 但那一枪，终结的不只是一个生命，也是一段传奇。 44年后，姚楚忠在醴陵被判死刑，文件上写着“反革命杀人罪”。 毛主席得知真相时，已是迟暮之年，沉默许久。 那一刻，历史的债终于有了回声。 杨开慧去世后，毛主席给杨家写信，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后来他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写下那句传世名句：“我失骄杨君失柳。” 有人问他为何用“骄”字，他说：“她为信仰而死，怎能不骄？” 杨开慧的故事，被写进课本，刻进碑文，也留在长沙的风里。 她不是被命运打败的女人，而是用生命捍卫信仰的人。 有时候，真正的伟大，不在战场的胜负，也不在口号的高喊，而是在一位女子拒绝妥协的那一刻。 杨开慧没有活成传奇，却死成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