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英国向澳洲发配囚犯，澳方接到时，船上仅有的226名女囚全部挺着大肚子，追问之下，她们竟全都怀孕了。 英国在18世纪末将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亚，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制度性的安排。1776年美国独立之后，英国失去了将囚犯送往北美殖民地的渠道，伦敦的监狱迅速爆满。 随之而来的，是一波又一波政府主导的“流放潮”，而澳大利亚成为新的目的地。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悉尼湾，标志着英国在澳洲殖民的正式开始。 然而初期抵达的基本是男性囚犯和军人，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对殖民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 于是，第二舰队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女性囚犯，以期在新殖民地建立起“家庭单位”。这听起来像是殖民计划中的一环，但现实中，它的执行方式却极其粗糙甚至野蛮。 1790年，第三舰队里的运囚船“雷迪亚特”号驶抵悉尼，彼时，船上女性囚犯几近皆有身孕。这一情形绝非偶然，背后似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 这些女性在启航前被集中关押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囚船中。在那段时间里，她们与看守、船员甚至一些自由工人有大量接触，许多女性为了换取食物、保护或更好的生存条件选择与男性发生关系。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风流韵事”，更像是一种被动的生存策略。怀孕，不仅反映出当时女性囚犯几乎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权利，也揭示出整个运输体系对女性的系统性忽视与剥削。 从表面上看，这些女性怀孕似乎是她们个人的选择或命运，但深入想一层，整个运输流程、囚犯管理制度以及殖民者的性别观念，共同构建了一个她们无法逃离的困境。 政府虽然在文件上强调要“建立家庭、稳定殖民地”，但实际上并未提供任何机制保护女性囚犯的基本尊严。 相反，她们的身体被视作殖民计划中的一部分工具：既是劳动力，也是繁殖力。这种将女性功能化的思维贯穿整个流放政策，而“集体怀孕”不过是其外在表现而已。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女性怀着身孕被送上数月的海上旅途。航行过程中缺乏医疗照护、营养不足、卫生条件极差，很多人根本撑不到上岸就已经病倒，甚至流产或死亡。 那些坚持到了澳洲的，也面临着新一轮的不确定命运。到了殖民地后，她们多数被分配给男性囚犯或军人，名义上是“婚配”，实际上是劳力与性资源的再分配。 没有自由意志，只有被安排的未来。她们未必有罪，但在那个时代，贫穷、失业、流浪、被强奸甚至只是“风评不好”都足以让一个女人被判刑。到了澳洲，她们失去的不止是人身自由，还有对自己身体的基本控制权。 这场“集体怀孕”事件，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描淡写的历史趣闻，它代表的是一段被系统性压迫与忽视的女性经验。 当我们今天回看1790年的那艘船时，不该只惊讶于她们的腹部隆起，而更应关注是谁让她们不得不如此上船，又是谁让她们在殖民地继续沉默。 殖民不仅是对土地的占有，也是一种对身体与命运的强制安排。而这些女性囚犯，恰恰是这场殖民工程中最无力却最真实的参与者。 这件事值得我们反复回望，因为它不仅属于澳洲的过去，也属于我们对人性、制度与历史的长期反思。如果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么这些女性的故事，就是那被涂改、被遮蔽的页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