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当地时间10月1号，总统李在明突然爆了一个大料。 李在明在77届韩国军队纪念日活动上发表讲话！ 他表示，他将在韩美同盟基础上收回作战指挥权，并主导建立韩美联合防御体系！ 事实上，韩国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从一开始就带着冷战格局的烙印，如今李在明的表态，不过是在新的安全环境下重新审视这份“不平等”军事关系的必然结果。 要理解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得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说起。当时韩国军队在战火中几乎崩溃，美国随即接管了韩军的全部指挥权，这种“战时指挥权”的移交并非临时安排，而是形成了制度性的惯例。 直到1994年，经过长期谈判，韩国才收回了和平时期的军事指挥权，但战时指挥权仍牢牢掌握在美军手中。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和平时期韩国将领可以指挥军队执行日常任务，但一旦与美军命令冲突，必须以美军指令为准； 而一旦爆发战争，整个韩国军队都要听候驻韩美军司令的调遣。这种“和平时期有限自主、战时完全从属”的状态，成为韩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最敏感的痛点。 李在明此时提出收回战时指挥权，绝非空穴来风。从现实背景看，2025年的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正经历着复杂变化，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空前紧密。 仅今年9月，美韩就举行了“钉锤”核作战演习，美日韩则开展了第三次“自由之刃”联合军演，这些演习不仅频次更高、规模更大，还首次纳入了网络防御等新型作战领域。 美国通过这些军演不断强化同盟体系的“互操作性”，本质上是想将韩国更深度地绑在其“印太战略”的战车上，让韩国承担更多防务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李在明提出收回指挥权，既是对国内民众“国防自主”呼声的回应，也是试图在日益紧密的三边同盟中争取更多话语权的策略。 从韩国自身的军事能力建设来看，近年来确实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基础。在今年的“乙支自由之盾”演习中，韩国首次引入自主开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数据分析和态势研判，其国防预算中“指挥体系现代化”专项拨款占比已达12%。 这些技术和资金的投入，让韩国军方对自主指挥有了更多底气。同时，国内民意也为李在明的表态提供了支撑，最新民调显示，68%的韩国民众支持收回战时指挥权，认为这是“国家主权完整的基本象征”。 这种内外因素的叠加，使得收回指挥权成为李在明政府凝聚国内共识、提升执政威望的重要抓手。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差距，李在明的主张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首先是美韩同盟的结构性制约，美国显然不会轻易放弃对韩军的战时指挥权。 驻韩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期就明确表示，“联合作战体系的不可分割性是美韩同盟的核心”，言外之意就是反对韩国单独掌握战时指挥权。 美国担心一旦失去指挥权，会削弱其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影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掌控能力。 其次是韩国自身军事体系的依赖性，长期以来韩军的指挥系统、情报共享、武器装备都深度嵌入美军体系，比如“爱国者”防空系统、“宙斯盾”驱逐舰的作战数据链都与美军直接相连，短期内要实现完全自主指挥，技术和体系上都存在不小障碍。 更关键的是，朝鲜的反应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虽然目前朝鲜官方尚未对此事作出直接回应，但从以往经验看，韩国任何强化美韩军事合作的举动都会引发朝鲜的警惕。今年美韩“钉锤”核演习后，朝鲜就通过官方媒体表示“将以更强硬的手段回应美韩的核威慑”。 如果韩国在收回指挥权的同时，继续深化与美日的三边军事合作，很可能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反而让韩国陷入“自主未得、安全受损”的困境。 回顾历史，韩国并非没有尝试过收回战时指挥权。2015年，朴槿惠政府曾与美国达成协议，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战时指挥权的移交，但最终因“萨德”部署引发地区局势紧张而搁置。 这一前车之鉴表明，战时指挥权问题不仅是韩美双边事务，还与整个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紧密相连。 如今李在明提出的“在韩美同盟基础上收回指挥权”，其实是吸取了以往的教训，试图在不破坏同盟框架的前提下实现诉求。这种“协同自主”的思路，既承认了美韩同盟的重要性，又明确了韩国追求主权完整的方向，算是一种现实可行的折中方案。 李在明提出收回战时指挥权，既是韩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自然流露，也是应对当前复杂安全环境的现实选择。 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会一蹴而就，它将随着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变化、美韩同盟的调整以及韩国自身实力的提升而不断演进。 对于韩国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是否收回指挥权，而在于如何在收回指挥权后，构建起一套既能保障国家安全、又能维护地区稳定的自主防御体系，这才是其国防自主之路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