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开国少将钟伟病重住院，大将黄克诚去看他。聊天时，黄克诚问钟伟，老家还有什么人没有？钟伟说：“儿女都在老家务农，还有三个孙子，两个孙女，也都在农村。 说起钟伟这个人，得从他的出生地湖南平江县说起。那是1911年10月26日，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原名叫钟步云，小时候家里穷，父母靠种地维持，他从小就帮着干农活，双手起茧。1928年冬天，他加入共青团，那时候才17岁，乡里的集会他都参加，握着团员证走泥路。次年7月，他就投身工农红军，背起简单行囊，脚踩草鞋开始长征路。年底转为党员，宣誓时声音洪亮，从此一辈子跟着队伍走。 土地革命时期，钟伟在红三军团干宣传队队长，手里拿着喇叭在土坡上喊口号，战士们围着听。1933年调到四师十团当政委，率队翻雪山，队伍在冰层上一步步挪，他总在前头指挥调整。长征到陕北后，他进红十五军团四十八师政治部当主任，行军时弯腰看地图，夜里整理文件。抗日战争打响，他去抗日军政大学教书，用粉笔在黑板上画战术图，学员们坐满屋子。 钟伟的军旅生涯，关键在解放战争。他先当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五师师长，那时候东北雪大，他下令挖战壕，部队在零下天铲雪。接着升第十二纵队司令员，再到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军长，指挥多场硬仗。1955年授少将军衔，之后在北京军区当参谋长，办公室里翻报告，敲桌子部署任务。一辈子打仗，积累的经验够写本书，可他从来不摆架子，就跟身边人一样接地气。 钟伟这人，最让人佩服的还是他的家风。参加红军前，他有过一段婚姻，生了个儿子叫钟来良。新中国成立后，战乱停了，他没把家人全接到北京，而是让他们留在老家平江县务农。儿子儿媳守着地，孙子孙女也跟着长大，一家子就这么过日子。他自己在北京，工资不高，但从不伸手要补贴。1982年病了，去北戴河住段时间，儿子订机票回京，他一听就摇头，坚持坐火车，说飞机太铺张，浪费公家钱。 那趟火车上，钟伟裹着旧棉袄，靠着车窗看风景，脑子里转的都是节约。回北京身体没见好，1984年住进301医院。医院领导是他的老部下，他知道，可就是不开口要轮椅。张震来看他时，皱眉问怎么没要，钟伟摆手，说不想给医院添麻烦。住院本来就够折腾了，再要东西，医务人员得多跑腿。他这性子，从小养成，穷苦日子过来的，谁都不想欠人情。 黄克诚来看望那天，两人聊起家事。钟伟家在农村，儿女务农，三个孙子两个孙女也都在地里忙活。黄克诚听了，直夸他干净，竖大拇指说做得好。钟伟就笑笑，没多话。他两段婚姻，第一段生钟来良，第二段娶刘挽澜，也没让家人沾光。开国将领里，他这样安排的少见，可他觉得这是应该的，不想借身份给家里人开后门。子女们长大，自食其力，他心里踏实。 钟伟的廉洁，不光在家人上。日常小事，他也抠门。电视机冰箱，用坏了不换新的，修修继续用。工资到手，先交党费，剩下的够吃喝就行。部下劝他多攒点，他总说儿子们能生活，不用操心。住院期间，他还叮嘱别给他补发薪金，说自己没欠账。这样的老将，搁现在看，也算标杆。不是装腔作势，就是骨子里的习惯，从红军时代带过来的。 再说说他的军功。淮阴战斗，他指挥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挖地道，五分钟攻下城。东北那几年，部队在他手上打出名堂，四野里谁不知道“东方巴顿”。可功劳归队，他从不独占。授衔后，北京军区工作，抓训练抓实战，报告写得密密麻麻。退休前，他还练字，桌上纸笔不离手，字迹刚劲，像他的为人。 钟伟的身体，一点点垮下来。1984年春，住医院后，就没出院过。黄克诚那次探望后，他知道时日不多了，就写遗嘱。笔在纸上走，字迹稳当：死后别补薪，儿子们自立；电视冰箱捐党费；不办追悼，不告别；骨灰撒平江天岳书院，那是他起义的地方。遗嘱复印几份，给子孙一人一份，他们收好，传下去。 6月24日，钟伟在北京去世，73岁。病房里歌声响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是他的最爱。亲人围着，收拾遗物时，发现遗产简单。一口旧军箱，60厘米长50厘米宽30厘米高，草绿色，锁锈了。箱盖反面贴中日文纳置表，是日军缴获的战利品。里面就一条绒裤一件背心，没钱没金，全是军旅痕迹。 亲人们抬箱子，手重心酸。钟伟一辈子，没留华丽东西，却留清白家风。子女在农村，孙辈务农，没人抱怨。他走后，骨灰运回平江，撒在天岳书院，风一吹，就融进土里。这样的结局，朴实得像他的人。开国将领中，他算独特，不求显赫，就求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