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和丈夫王振涛的合影，作为劳动模范出身的的干部，他们家女主外男主内，也因为忙，结婚的时间整整推迟了6年。 1938年冬天，河南巩义一个村里，一个女孩出生。 家里孩子多，地少粮少，吃不饱是常事。后来更糟，灾荒来了，全家人逃荒去了陕西咸阳。 那时啥都紧，煤也贵，菜也贵，吃野菜吃到拉肚子，捡煤核子补贴家用。 她是老大，家里太穷，早早就得撑起一头。 1951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女工，规定是十六岁起招，她只有十三。她说自己够岁数，往兜里塞石头增加体重，好歹混进去。登记表上写了真年龄，差点被退回去，站在厂里哭，不走。 问她能不能干夜班，她说能。厂里看她实在坚持，留了。 进车间就是干，机器一响就是十来个小时。 她手快，眼明，干活拼命。工人里有个叫赵梦桃的，比她大，是先进模范。两人同组，一起挡车。 赵梦桃不光干活快，还有想法，整天琢磨怎么提速、怎么少出错。 她看在眼里，学得快。干了一年多，成了组里最能干的之一。1958年，她入党了。 1964年，作为先进工人代表进京观礼，第一次见毛主席。对一个纺织厂工人来说，那时候能进天安门广场，是件大事。从那之后，她的身份开始变了。 1969年，她成了中央委员，1970年当了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第二年进了省委，后来又进了中央政治局当候补委员。 1974年，北京开会，她作为基层代表进京。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直接点了名，说她和陈永贵留下来，参加政治局工作。她没准备，连换洗衣服都没带，也没多余的钱和粮票，就这么留了下来。 住在钓鱼台十号楼，隔壁十一号楼住的是江。 她不适应，心里紧。中央会议上她话不多，一般就听。别人说完，轮到她，她说没意见。 会议提供龙井茶，要收三角钱，她觉得贵，改喝白水。服务员问她，她说怕喝茶晚上睡不着。 1975年一月，全国人大召开，她被任命为副总理。 三十七岁，副总理。这也是国家第一位女性副总理。很多人当时不认识她，觉得突然。 她不太说话，也不习惯媒体，不出风头。北京的工作按“三三制”安排，一年三分之一在北京，三分之一回工厂劳动，三分之一下基层调研。 工资还是原来那67块钱。她对这些安排没意见，也没要求调高待遇。 1977年，她主动向中央提出辞去副总理。 组织不同意，她坚持。 后来批准了，说可以安排她当副市长或进大企业做管理。 她没选这些，要求回西北国棉一厂。 九月，她一到家，行李还没收拾完，晚上就去车间上夜班。 工作帽一戴，白围裙一系，四台车照挡，一台不少。身边的老工人照叫她“桂贤”，年轻的叫她“吴师傅”。 回厂之后，她白天忙管理，晚上还去跟班劳动。 厂里排队吃饭，她也照排。该吃啥吃啥，不挑。 1982年，她又被评为劳动模范。 在厂里她干了十年，一直没换单位。有人问她怎么不调动，她说不想折腾。她更习惯工厂的日子。 1988年，深圳外贸集团来人，说想找个懂纺织的人去帮忙。 他们和港商合资，刚建了一个纺织印染厂，缺人。有人推荐了她。那人来咸阳见她，两人聊了几个小时，后来又约吃饭，反复劝。 她开始不太愿意，说自己五十了，干不了那么多。但人家说要的是她的经验。 她去深圳考察，看了现场。车间还在封顶，机器还没装，人才紧缺。 回来后，她同意了。六月，她和丈夫一块去了深圳，带着从陕西招来的上百人。宿舍条件差，两室一厅住八个人。 她和女工住里屋，男工睡客厅。她做饭、扫地、买菜，啥都干。 厂子开起来后，她跑全国找客户，盯生产、管质量，几个月就把产能提了上来。 后来产品达标率98%，成了深圳的纳税大户。效益最好那年，创汇三百万美元。之后她退到公司机关，当了工会主席。她说这样更轻松些，也能帮工人多说点话。 说起家里的事，她和丈夫王振涛，是典型的“女主外男主内”。 两人谈了六年恋爱，结婚一拖再拖。证都是丈夫去办的，她没空去。 婚后，家里事他管多一些。她常年在外，他带孩子、洗衣、买菜，不嫌累。有人笑他们倒过来了，他们自己觉得挺正常。 退休后，她还没闲着。深圳的陕西老乡多，她当了陕西促进会的会长，帮着搞合作、搞投资。 她还参与教育扶贫。 有一年，她去了甘肃会宁，听说那儿有三百多个考上大学的孩子，交不起路费。 她一听，心里急。回来以后东跑西跑，开晚会、做演讲、找人捐款，凑了九万元。 她准备了180个信封，一个信封放五百块，挨个发下去。发钱那天，她说：“这钱不是我的，是大家捐的。有个洗脚妹捐了五十块，记得这份心。” 孩子们没哭，她哭了。她后来还去咸阳、宝鸡、铜川这些地方，跑了十几个企业，看有没有合作机会。 她还当了扶贫协会的顾问，到处做公益。她说人老了不能光坐着，总得做点事。 她八十多岁的时候，腿不好，走路一瘸一拐，但还是坐火车去调研。 人站在月台上，手里拎着个包，周围人来人往，她站着没说话，盯着远处看。风从背后吹来，衣角飘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