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让张爱萍自己选政委，找少将做搭档，人家3年后转为海军政委 “1977年3月的一天上午，张主任，接班人名单还是空着呢，您得尽快拿个主意。”秘书低声提醒。 窗外初春的寒意未散，北京玉泉路一带却因这句话显得更紧张。张爱萍把目光移出窗外，略停片刻，答得干脆：“名单先别交上去，再等等，我心里有人选。” 这年春天，张爱萍受叶剑英再度点将，回到国防科委。上一次复出是1975年，短短几个月却与原政委磨擦不断——理念不同，配合更谈不上默契。1976年初，他又被迫“靠边坐”。叶剑英心知肚明：干好科研兵器这摊事，少政治阻力、多技术支撑，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才有了那句“你自己来挑搭档”。 张爱萍的标准只有三条：人品正、遇事硬、办事快。资历、军衔这些面子问题，他压根不列在优先项。几轮筛选后，浮现出的名字竟是“少将”李耀文。周围人先是一愣——堂堂上将找一位比自己低两级的少将当政委，历来少见。可张爱萍说得轻描淡写：“级别高低无所谓，别耽误正事。” 李耀文此时在总政干部局等待新岗位。年纪不大，经历却很跳跃：抗战时打游击、解放后在济南军区搞政治工作，五十年代又转战外交部，先后驻印尼、缅甸。多层历练，使他与人打交道既硬朗又灵活。张爱萍带着几位科委领导登门，当面把团队成员与各自任务一并介绍，李耀文本以为只是朋友拜访，听到“我们缺个政委”时直摆手：“张主任资历更深，您兼着吧，我当副手就行。”回应却是极坚决：“科委任务重，必须分工清楚，组织也不会因为资历错配就责难。” 就这样，叶剑英批准了新班子名单。随后，张爱萍亲自领着李耀文去拜见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场面虽简洁，却释放了明确信号：接下来科委的行政、技术、政治三条线，一律围绕既定规划推动。 1977年底，国防科委完成机构调整，李耀文主管后勤与干部，陈彬统管业务，张震寰、朱光亚继续领衔核领域，马捷、钱学森负责航天与导弹。分工听上去细，却避免过去“多头指挥”“权责不清”弊病。有意思的是，李耀文一到岗位就狠抓用人制度，第一道命令便是“干部档案凡缺页者，一律限期补全”，当时不少人心里直犯嘀咕——档案补不补真的影响火箭进度？三个月后，结果摆在那里：工程节点依旧准时，军工保密链却更严。 1978年春，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的关键分系统陆续进入总装。叶剑英两次视察，都说一句话：“只问结果，不问过程中的磕碰。”这给了张爱萍、李耀文极大回旋空间。有传言称张爱萍脾气冲，对迟滞科室常拍桌子；李耀文则习惯先把人叫到办公室，端杯茶，三句话指出问题，转身就给资源。组合拳打下来，研究所大多服气。 1979年末，远程火箭发动机试车告捷。时间节点卡得紧，技术团队连轴转，后方保障必须跟得上。李耀文坐镇西北试验基地，现场批示“口粮优先”，甚至连柜子里的压缩饼干也统统调去一线。有人笑称少将政委像后勤部长，他回一句：“吃饱了才有力气出成果。” 1980年5月，东风五号远程试射成功，弹头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媒体语焉不详，外界只字片语，内部庆功简短。紧接着，国务院职务调整文件下达：张爱萍调入国务院分管科技与工业；李耀文转任海军政委。此时距他到国防科委报到仅三年。 许多人没料到，一名与海军并无直接渊源的政工干部，能快速接过深蓝军种的政治大旗。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海军正处于换型窗口期，急需懂全局、能吃苦、不怕推新的人。李耀文的经历恰好契合——战场见过血、军区抓过政工、国外见过世面，还在最尖端的国防科研口磨出韧劲。 赴海军报到后，他跑遍南北两大舰队。对基层官兵，他最爱问一句：“装备用得顺手不顺手？”有人如实反映老舰故障多，他立即协调工程船队进坞检修；面对初上舰的青年干部，他一再要求“理论教育要跟讲座同步，不懂就画图示”。这种既接地气又不失严谨的作风，几年下来让海军政治机关颇有新气象。 1988年军衔制恢复，李耀文顺利晋升上将。外表看，他依旧清瘦寡言；内部谈起工作，还是快节奏、少寒暄。次年，他协同总部推动海军“一型舰一套学习资料”制度，把理论、装备、条令编成小册子发到舱面。如今翻看资料，那些批注依然清晰，许多青年军官后来回忆：“政委讲话最多五分钟，却句句有用。” 1990年，72岁的李耀文转入中央顾问委员会。有人调侃他“离开大海会不会不习惯”，他摆摆手：“海上有人接棒，老兵就别添乱。”一席轻描淡写，道尽军事体制内的责任传承。 回溯这段人事安排，外界常把焦点放在“上将搭档少将”这一反常规做法，其实更值得玩味的是叶剑英、张爱萍对“合适而非资深”的选人判断。军队、科研、外交三条线跨界融合，恰恰折射出那一时期国家在战略层面的务实取向：技术突破需要政治护航，政治效率离不开技术支撑。若无当年那次“自己挑搭档”的破格决定，后续一连串国防尖端成果能否如期落地，很难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