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清朝鼎盛时期版图与现在对比，哪一块领土丢了最可惜？ 1820年初春，嘉庆皇帝端坐紫禁城大殿，翻阅着伊犁将军所呈边务奏章。那一年，清朝国力虽已隐现颓势，却仍处在名义上的极盛时期。 疆域之广，东起太平洋，西至葱岭，北达西伯利亚，南包南海诸岛，总面积高达1316万平方公里。比起今日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整整多出356万平方公里。 这一年，清朝拥有的是中华历史上少有的广袤版图，但也正是在这片辽阔土地的边缘，日后的剧烈撕裂已悄然埋下伏笔。 从盛极一时到山河破碎，版图的变迁在地图上或许只是几道线条的移动，但背后却是无数复杂的历史漩涡，是一次次被迫签下的屈辱条约，是一场场关于国运、民族命运的博弈。 1820年是一个坐标，也是一道分水岭。彼时的清帝国，在版图上几乎囊括了整个东亚中部与北部的地理核心。 西北方向，以伊犁将军府为中心的新疆边地，连通中亚腹地；西南方向，藏南、帕米尔高原仍属帝国边陲；东北远至库页岛，海参崴尚为中国渔民的栖息之地。 而北方的唐努乌梁海、外蒙古，更是清廷旗人世代牧养之地。这些地方，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政治实体，有兵、有民、有制度。 清朝的统治方式，在边疆并非松散羁縻，而是建立了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管理模式。 驻藏大臣制度、盟旗制、理藩院的整合、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划定的边界，都是清廷对边疆主权的明确宣示。 然而，一切的稳定，终究敌不过外力与内部崩塌的双重夹击。 领土的丧失，并非一夜之间发生，而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清政府在列强压力下被迫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导致边疆大片土地割让。 这些失地，有的已成为他国领土多年，有的至今仍然处于争议中。 最先丧失的是外东北地区。在1858年的《瑷珲条约》中，清廷将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让出。 仅两年后，《北京条约》再次将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划归沙俄，海参崴自此失落。 失去外东北，不只是失去了一片肥沃的林地与矿藏，更是失去了一个通向日本海的出海口。在这一点上，外东北的丧失，堪称最令人痛心。 海参崴虽小，但战略位置极其关键。它原是满洲渔民的聚落，地理上控制着日本海北岸的制海权，而其后被俄国发展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俄太平洋舰队的根基。 彼时的清廷，还未意识到港口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而俄国却已将其打造成远东的军事与经济重镇。 紧随其后的是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的离心。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土崩瓦解，沙俄趁机扶持外蒙古“自治”，并于1946年通过公投方式获得“独立”地位。 唐努乌梁海更是在1914年被沙俄悄然吞并，后并入苏联，成为今日的图瓦共和国。这一次的损失，不只是土地，更是战略空间的丧失。 外蒙古的存在，曾是华北与西伯利亚之间的天然缓冲带。一旦失去，北京便直接暴露于来自北方的陆路威胁之下。 历史上，无论是成吉思汗的西征，还是苏联红军的东进，北方草原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 失去外蒙古，意味着失去了一道天然屏障，也使得中俄关系的地缘格局彻底重塑。 与此同时，清廷还在西北方向签下了《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约51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俄国和中亚汗国。 这片区域，水资源与矿产极其丰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左宗棠曾言，失此屏障，西域无宁日。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战略地形的深刻认知。 再往西南，帕米尔高原的割裂则更具象征性。1895年，俄英瓜分帕米尔高原，中国仅保留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一个角落。 帕米尔曾被誉为“世界屋脊上的屋脊”，地势险要、地理特殊，是中亚、南亚与中国西部的交汇点。失此高地，在军事上等于失去制高点，在地缘上则意味着被动防守。 而东南方向的藏南地区，则在英国殖民印度时期被悄然蚕食。1914年筹划的“麦克马洪线”，将藏南划入英属印度，成为今日中印边界争议的导火索。 细数下来，清朝鼎盛时期丧失的土地，几乎涵盖了从东北、北部、西北到西南的整个边疆线。每一块失地，背后都有一段血泪史。 究竟哪一块最可惜？从地缘角度看，外蒙古的独立使中国失去了战略纵深，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从资源经济看，外西北的矿产与水系本可成为新疆发展的依托。 从历史文化看，唐努乌梁海与外东北是满族发祥的重要区域；而从综合意义上看，外东北的丧失，或许是最令人扼腕的。 它不仅割断了中国通向太平洋的北部出海口，也让中国在东北方向完全失去了主动权。 没有海参崴，中国的东北再无深水良港；没有出海口，中国北方的经济发展受限多年。 更何况，这片土地上还有永宁寺碑等珍贵的历史遗迹，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北疆的延续。 信息来源： 《唐努乌梁海：中华故土，为何成了俄罗斯境内的“图瓦共和国”？》——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