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军攻入道门圣地茅山，残忍杀害了一批著名道长，仅一名少年逃生，导致茅山一脉几乎断绝。 1938年。那时候，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整个江南地区笼罩在日寇的铁蹄之下。陈毅元帅奉命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东进，要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抗日根据地。选来选去，就看中了茅山这块宝地。 可刚到的时候，别提多难了。老百姓被之前的散兵游勇和土匪祸害怕了，一听有军队来，家家大门紧锁。陈毅带着部队，硬是严格执行纪律，下大雨都不进民房，就在屋檐下淋着。有个战士的骡子啃了老乡的秧苗，陈毅坚持要按一年的收成赔钱，老乡感动得直流泪。 就这样，新四军才慢慢站稳了脚跟。但要真正扎下根，必须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陈毅把目光投向了山上，茅山乾元观的当家道长——惠心白。 这位惠道长，在当地名望极高，为人正直，极富民族气节。陈毅几次拜访，都诚意满满。有一次，他给惠道长写了一副对联：“出家非出国，传道当传义。” 这话一下就说到了惠道长的心坎里。是啊，修的是出世的道，可生的是中国的身，国都没了，还修什么道？ 两人一见如故，常常在道观里下棋品茶，谈论时局。陈毅的才华和气魄，让惠心白彻底信服：这就是一支真正为国为民的队伍！ 很快，宏伟的乾元观就成了新四军在茅山的“司令部”。“宰相堂”、“松风阁”里，不再是诵经声，而是新四军干部开会、制定作战计划的声音。道长们也忙活起来，他们利用“化缘”的身份作掩护，下山侦察敌情、采买物资。年仅22岁的道士黎遇航，就成了新四军的情报站站长。 在道长们的帮助下，新四军就像在茅山长出了千里眼、顺风耳。有一次，道士送来情报，说日军要换防。陈毅当即设下埋伏，打了个漂亮的胜仗。那段日子，乾元观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延安”，而惠心白道长也笑称自己是“半个新四军”。 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秋，随着战局变化，陈毅率领主力部队转移。临别时，惠心白道长一路送了三十多里，依依不舍。他心里清楚，新四军一走，日本人肯定会来报复。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悄悄把观里最重要的经卷宝物托付给两个最信任的弟子，让他们火速带走，并嘱咐：“茅山恐有灭顶之災，你们切勿回来。” 预感，很快就成了现实。 日军通过汉奸得知乾元观是新四军的“老巢”，集结了上千兵力，在1938年10月6日扑向茅山。三十多个鬼子冲进乾元观，用刺刀顶着惠心白的胸口，逼他拿出酒肉，并说出陈毅的去向。 惠心白道长面无惧色，平静地说：“我们是出家人，没有酒肉。新四军纪律严明，也从不在此饮酒吃肉。” 日军军官被激怒了，吼道：“你这个通匪的道士！” 惠心白昂然回答：“我们只知抗日救国，不知何为通匪！” 丧心病狂的日寇连捅数刀，惠心白道长当场牺牲。 观中其他道士和伙夫，无一人开口吐露新四军的行踪，最后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日寇杀人后，还一把火烧了这座千年道观，“宰相堂”、“松风阁”等一百多间殿宇化为灰烬。 那天，被派下山采买的道士朱易经傍晚回来，看到的是冲天的火光和满地同门的尸体。昔日的仙家福地，变成了人间炼狱。整个乾元观，只有他一人幸存。 日寇的暴行并未就此停止。元符宫的5名道士和2名年仅十二三岁的小道童、白云观的全观道士……几十位修行之人，都惨遭屠戮。 屠杀，没有吓倒茅山道士，反而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 一个叫汤念义的少年道士，他所在的元符宫被焚毁，师傅师兄惨死，他侥幸从床底下躲过一劫。国恨家仇，让这个原本诵经学道的少年拿起了枪。他加入了新四军，作战异常勇猛。在1940年7月的一次战斗中，他提着盒子枪一口气打死4个鬼子，子弹打光后，被敌人包围。他没有丝毫畏惧，抄起一把菜刀就冲了上去，砍倒两个鬼子后，壮烈牺牲。 最令人震撼的，是火烧“顶宫”的故事。 日寇为了控制茅山，占领了最高峰大茅峰上的“九霄万福宫”（俗称“顶宫”）。这里是茅山的象征，是所有道人心中的圣地。但日寇占据这里，就等于扼住了根据地的咽喉。 怎么办？打，几次强攻都伤亡惨重。为了拔掉这颗钉子，当地的爱国人士和新四军一起商量。最后，道教人士含泪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顶宫住了鬼子，对革命有害，就烧了吧！” 他们说：“国之不存，教将焉附？宫观烧了，革命成功了，我们还可以再建！” 在放火前，道长们忍着巨大的悲痛，将宫内的珍贵文物连夜转移下山。然后，趁着日寇换防的间隙，亲手点燃了这座凝聚了他们信仰的千年宫阙。熊熊大火，烧掉的是宏伟的殿宇，燃起的却是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意志。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民联手作战5000多次，抗击和牵制了10多万日伪军，有7000多名英雄儿女牺牲在这片土地上。 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将茅山与五台山、太行山等地并列，称其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
